“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沿线64个国家,140个合作共建协议签署国,是当下最具前景的互联互通计划。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飞速增长。随着“朋友圈”的扩大,“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的多样性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投资动机的复杂度不断增加。本文从制度距离、投资动机视角探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符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制度适应性成本的存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呈现出对较大制度距离的规避性,制度距离会对OFDI产生直接或间接抑制作用。本文以距离优势理论、投资动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定性分析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现状、分布特征与投资动机,在此基础上选择“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探究该结论在其他样本中的适用性,最后引入阿里巴巴通过e WTP平台进入非洲跨境电商市场的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提高了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度。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决策中,市场（更小市场规模）寻求型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劳动力资源（更高劳动力素质）寻求型动机、技术寻求型动机与效率寻求型动机占主导地位,制度距离对OFDI的直接和间接负向影响并存:制度距离导致企业处于外来者劣势,对OFDI产生直接抑制作用;制度距离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型,劳动力资源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动机,对OFDI产生间接抑制作用。从多维制度距离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倾向于避开政府制度、市场制度与我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而对较大的监管制度距离存在偏好。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与短期利益相比,中国更倾向于寻求与东道国的长期合作与共同发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行为呈现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与较弱的盈利导向性,研究结论不具备在其他样本国家中的普适性。因此,中国政府应着眼于营商环境的优化,进一步促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友好往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并提供基于东道国与我国制度距离的投资指南。中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管理规范性,在投资前充分做好调研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