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向。如何理解并更好地实践这一重大转向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经验上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秩序治理模式的基本脉络，改革开放以来，面临错综复杂并且不断变化的社会秩序状况，我国加强了通过党政系统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一点通过政法委相关机构的职能、组织和实践可以得到体现。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可以称之为“维稳模式”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人民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中央推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　　为了在理论上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本文梳理制度决定相关理论，概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交易费用理论和在此基础上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应用比较制度的基本思路，在对中国基本的政治社会框架的把握的基础上，界定了“依法治理”和“维稳治理”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治理模式，深入分析了各自的特征并从六个方面（激励强度、独立性、案件依赖性、纠纷处理时效、程序公开性、随时间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种不同治理模式下，与社会秩序相关的组织和个人的目标取向和策略应对，并分别总结了影响各自交易费用的因素。　　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基本政治构架下，在法律与经济社会急剧发展变化并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下，“维稳治理”是给定条件下，为维持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次优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民众的观念意识和各方面的需求都会有变化，这往往会导致维稳治理模式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方面大大降低，而依法治理模式下的交易费用会逐渐减少从而变得相对更有效。并且，维稳治理这一治理方式本身仅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可避免导致僵化，交易费用将大大上升或者说有效性大大下降，因此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是必然要求。　　为了映证我们的分析，我们回顾了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并通过近些年相关的经验观察进行侧面的佐证。最后，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一些政策建议:进一步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和加强科学民主立法、进一步依法理顺（地方）党政组织与司法部门关系、加强司法部门的运作能力、加强舆论监督，让行政和司法实践运行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