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实验电影是电影创作者对抗商业以及社会主流政治话语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探讨实验技术与社会矛盾命题之间关系的同时,着重展现出抽象的、非连贯的碎片化叙事特征。台湾实验电影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二十年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繁荣时期。随着台湾政治环境更迭而展现不同风貌的实验电影作品,在不同时期亦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胶片加工技术、数码影格的创新以及装置艺术的空间创造等艺术形式。日据时期、“戒严”时期、“解严”初期以及新世纪的台湾实验电影在政治语境的变革中,以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的视角书写历史伤痕与大众身份的迷失,在错位的“国族”认同意识里探索出缓解自我身份焦虑的在地书写风格,体现出台湾实验电影人的创作自觉与重塑身份的迫切愿景。本文着重探讨台湾实验电影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文化价值以及由其引发的思考空间,同时以世界实验电影的诞生轨迹为研究出发点,从史的检视梳理台湾实验电影的产生和发展。依据台湾实验电影人吴俊辉的观点,台湾实验电影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台湾实验电影的艺术价值,以及实验电影人为推广实验电影所作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台湾实验电影与中国大陆实验电影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横向对比,进而探索出不同文化体制里实验电影类型的发展趋向。从电影美学角度观看台湾实验电影的艺术特色,影像语言里饱含的诗意化想象通过纪录手法以及符号化表述展现出台湾实验电影基本特征,本土化叙事手法与陈述现实和未知景象的实验性表述特点也尤为明显。另外,本文通过列举五位极具代表性的实验电影创作者包括:以胶片为主要实验对象的吴俊辉、在实验动画领域极具创造力的石昌杰、以纪录观点探讨社会现状的黄庭辅、注重写意时空表达的“后新电影”代表人蔡明亮,以及将诗情融入叙事哲思的吴米森,进而从他们的代表影像作品风格观看台湾实验电影的基本景观。本文以詹姆逊的“第三世界国族寓言”为理论支撑,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探究台湾实验电影中浅表的复杂台湾社会文化构成。在殖民历史痛感与身份焦虑中书写的台湾实验电影与政治话语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大众对于“国族”和身份的追逐以及电影符号中映射的日本形象,皆表征着台湾在文化殖民过程中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度转变以及对殖民时代的“留恋”情感。换言之,极具反叛精神的台湾实验电影通过在地景观的书写方式,规避其在全球语境下模糊的“国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