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支撑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向新常态的迈进,我国金融经济逐渐与实体经济分离,并逐渐从辅助地位转向主体地位,我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体现出较为显著的脱实向虚和金融化现象。此外,我国正处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现代化全局战略布局的核心问题,创新发展战略势不可挡。因此,在经济金融化现象愈发显现的当下,增强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推动,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从蓄水池效应以及挤占效应出发,基于金融资本循环理论、金融适度性理论以及创新理论等,本文对企业金融化程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和机制分析并提出研究命题。在对企业金融化及创新效率进行现状分析后,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效率作用机制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效率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效率之间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未过度金融化时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推动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跨过拐点之后,企业金融化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创新效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弱化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扩大适度金融化的范围空间;在未过度金融化时企业金融化水平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积蓄资金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在过度金融化时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对金融渠道获利的依赖程度挤占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效率;对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高股权集中度企业而言,金融化起蓄水池作用的范围更大。据以上结论,从企业以及政府角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倡导企业注重长期效益适度金融化,因企而异把握金融化水平,建议企业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作用,并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去向的辅助性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