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当前最能描绘中国经济的高频词。回首中国经济一路发展的历程,二元经济形态下的城乡发展一直是改革中的重点。由于人口资源充沛,改革30多年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要素的贡献,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使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在“新常态”下,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都进入了调整期,尤其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富余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如何应对日益增加的老龄人口问题被提上议程。中国经济结构恰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体。在他的研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分成两种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增长初期,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但具有无限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部门吸收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要素,现代部门的发展致使传统农业部门劳动人口逐渐减少,人均产出增长;而现代部门在发展壮大下不断地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当这种过剩的劳动力逐渐被吸收殆尽,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逐渐增加,最终促使两种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加到一定水平,劳动者工资上升,剩余劳动人口全部转移。此时两部门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成为一体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到达了刘易斯拐点。近年来,每每提起的“民工荒”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开始让我们思考刘易斯拐点的问题,是否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是否未来中国经济就面临劳动要素资源枯竭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来呢?在全球经济积极恢复调整的形势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的再工业化国家战略,将进一步致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面临威胁,知识、技术和改革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主流,如何开发有效人口红利、如何使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是当下必须考究的重点。研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正视中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继续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就是梳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根据理论研究来考察当前中国发展位于的阶段,判断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对未来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思考。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框架。第二章详细介绍了刘易斯模型以及拓展的刘易斯理论,主要包括拉尼斯‐费景汉模型、Minami准则以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模型,它们都是基于刘易斯理论做出的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特殊的国情并不完全符合严格的理论假设,因此我们只选择了国际公认的评判标准来判断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在第三章,首先证实了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普遍适用性,其次分别从数量标准和价格标准来验证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在大量减少,结构性短缺形势严峻,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仍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剩余存在。此外,根据刘易斯理论,不能完全剥离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我们用农民选择务农或务工方式来区分,选用农业部门作为刘易斯理论意义上的传统部门,除从事农业外的其他行业作为现代部门。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的分析,为验证农业边际生产率和农业部门工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做铺垫,最终得出结论认为2007年前后两者之前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能作为充分证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在研究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结构、非熟练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后,本文认为,至少刘易斯所述的城乡一体化拐点还未出现,但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推动下,刘易斯拐点迟早要到来。因此,本文在第四章主要研究如何积极应对这种形势变化,在发掘未来不竭的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面提出了思考和建议。第五章是本文的总结,包含了对未来一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