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进行对外交流,闭关锁国只能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对外交流中想要取得较好的效果,文化交流是了解彼此的最好方式。翻译活动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扮演着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往往通过翻译彼此典籍著作来了解彼此,从而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译出国门的典籍与译入中国的西方著作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也造成了中国在很好的了解世界的同时,未能被世界很好的了解。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长期被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所垄断,中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中国文化在走出国门的同时,遭受了一些偏见和误读,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在国外遭到扭曲。文化的交流必须是双向而且平等的,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想要很好的融入到世界中去,必须主动对外译介古代文化典籍,介绍中国文化,纠正中国国际形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为了实现中华文化更好的“走出去”,建国以来,中国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被主动译出国门,并且有了专门的国家机构和对外出版工程来从事中国典籍外译的工作。对建国60年来对外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书目的梳理和研究,能够让我们从一个较为弘大和连续的时段中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对外翻译取得的效果,而对典籍外译工程的个案分析能让我们及时的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更佳的文化交流模式。建国后,由不同出版机构出版的外文图书书目被全部收录在国内唯一的年鉴性编年总目《全国总书目》的外文图书目录中,这其中也包括了数量庞大、语种丰富的外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本文从目录文献学入手,将建国60年的外译典籍书目进行摘录和整理,同时运用统计学、传播学、西方汉学等方法对书目在60年中所呈现的特征和变化进行文化史的分析,同时结合“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和“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外译情况进行个案的对比分析,从而总结在古代文化典籍外译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目录学是做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本文以文献目录学入手,以建国60年这一长时段进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书目的目录整理,并对翻译译本作文献学研究在国内实为首次。通过本文对这一时段典籍外译书目的目录整理及特征分析,希望能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领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