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其生产和流通活动,从事跨国经营。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有三种:直接投资、出口与技术转让。企业如何进入所选定的市场是其全球经营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决策,它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经济绩效,进而关系到其生存与发展。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进入所带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增长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罗伯逊.H.,1938;UNTCT,1992)。同时,跨国公司对一国及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如此重要,各国政府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引进跨国公司。由此,对它们的进入方式的研究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否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进入方式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围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进行,首先揭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变迁,并考察其影响因素,然后展开到直接投资方式与其它两种进入方式的关系问题,这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和技术提升效应问题。最后,根据论文实证部分得出的结论,建议按照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变迁的未来方向对引进外国跨国公司政策进行战略调整。研究显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投资方式变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投资建厂方式选择方面,跨国公司选择新建企业(即绿地投资)的倾向明显;在股权结构选择方面,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独资化”倾向明显;在投资区位选择方面,跨国公司对东部地区和工业行业的“集聚”倾向明显。对这些投资方式变迁的实证分析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运用假说分析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和检验了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的建厂方式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时的建厂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是我国市场的行业销售增长率。在增长率越高的行业,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方式进入。另外,经营年限、国际经营经验、产品销售的地区范围以及跨国公司自身的产品发展战略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国公司的建厂方式选择;在股权结构选择方面,本文首先建立了在投资方式进入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间的博弈分析模型,得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在完全信<WP=4>息下,在不受限制和受限制两中条件下各自的最优进入策略。然后,用近十年来我国政府批准的873个大型外资项目的微观数据作为数据样本,并运用同一时期我国的行业和地区数据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的股权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地区增长、行业增长、外资企业规模和合作年限以及广告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等因素对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投资的占股偏好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投资区位选择方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前期资本存量通过“示范效应”和“推动效应”引起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且也引起相关行业的投资增加,这种影响体现了集聚效应的作用。另外,工资因素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以交通设施情况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中国吸引外资有重要影响,并且,经济发展状况对吸引外资也有正的影响。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的数量分析结果来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引致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加。另外,本文还对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提升效应作了定性的分析。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首先,建议引导跨国公司以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其次,建议开放资本市场,以应对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同时,应该加强政策引导,以应对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的集聚倾向。另外,要促进结构优化,进一步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应对跨国公司研发活动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