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很多有识之士尝试着通过引进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来教化国人,解救危机重重的中国。与此同时,东学西渐的浪潮也在兴起。然而,人们似乎只记得西学东渐的那些译者,如严复,林纾,而那些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的译者大多不为人所知,辜鸿铭就是其中一位被遗忘的译者。作为一名闻名的汉学家与译者,虽然辜(1857-1928),因其古怪的言行,常常会成为“古怪”的代言词,但是这并不能削弱辜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独立地,完整地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的这一事实。辜译《论语》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如引用欧洲著名作者的话,东西方间的文化替换,对专有名词的省略。而事实证明这些翻译处理极大帮助了西方读者加深对儒经的理解。本文认为辜的翻译行为主要是受其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其文化保守主义形态进行了研究,从以下三方面入手:辜意识形态的形成,对其意识形态的阐述,和意识形态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为了使得本文更具说服力,对辜译与James Legge译论语做出了对比研究。简单说来,两译本的差别在于其不同的译本特色:辜译相对而言较容易理解,而Legge译则为学者型。究其原因在于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作为“中国文化挽救西方”理论的信奉者,辜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被西方接受并被奉行,因此他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任何语言与文化上的障碍,以便其译本对西方读者而言较容易理解。而Legge将基督教看成是一个开放、不断更新的系统,需要来在孔教的补充,因此Legge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尽量保持原文的特色。本文得出结论:辜的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他的翻译行为,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他深信中国文化是解救危机重重的欧洲与美国的唯一出路,他选择用他们所熟悉的方式来翻译论语。毫无疑问他选择了归化。但是辜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是有弊端的,例如最明显的是,他相信中国文化与儒经能够拯救全世界。然而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辜译论语充分考虑了普通欧美读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