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巨变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晚清。历史的巨变往往产生新的学说思想。在前一个时期,在中国社会内部生产、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不断丰富发展,但在这一时期所奠定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主流价值观却成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的思想内涵。在后一个时期,在外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从家庭手工业开始)首先在外来侵略下发生巨变,从而逐渐波及到政治文化的领域,产生了一股对西方侵略的反动意识。这一意识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前期仍以儒家思想为主旨,逐步学习吸收西方的器与道;在晚清后期,儒家思想开始失去其社会主导思想的地位,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使得传统思想失去了一个主要的依托。而发生在前一时期的洋务思潮,正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而对西方新知的有限学习和吸收,其具体的社会实践,就是洋务运动。尽管产生于两个巨变时期的这两种思想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其中“一以贯之”的还是儒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曾说:“在历史演进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历史之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这就是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辩证的——。在历史之演变中,变中有不变在。”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通过中国历史上这两个巨变时期儒家思想的简单对比,试图说明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儒家优秀思想在近代的价值和意义。不管你对儒家思想是推崇还是批判。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纵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思想,其方法大概有两种,一是向后看,从传统中、从历史中,找出富国强兵的思想与方法。这是一种方便的方法。阻力少,且资料丰富。于是传统文化思想中那些积极上进、勇为事功的内容得到挖掘、复兴、发扬、光大。二是向外看。那就是引进西方的东西。这就有点困难了。引进什么,能不能引进,都是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可谓困难多多、阻力重重。然而向后看和向外看又是相辅相成的,向后看使我们在民族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根,向外看使我们学到了自身没有的东西,从而得到充实和发展。以同治时期的洋务派为例,在传统儒家思想精神的号召下,引进西方的一些东西,以期达到强邦兴世的目的。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点成绩;成绩又激励着那些有志于事功的改革家们进一步实践他们的经世思想,进一步开展洋务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点奇迹,即所谓的“同治中兴”。而他们所据之思想武器,正是儒家所传承的“经世致用”的精神。面对这两大任务,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中国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这些思潮主要有: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想;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启蒙以及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等。陈旭麓先生曾说,这些思潮“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的推进,螺旋特别多。”在晚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840——1912),出现这么多且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恐怕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可与之相比,可那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就特别值得研究。这对于更好的认识中国的昨天,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更是更好的建设中国的今天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是试图就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治中兴”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