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水河流域是至今仍在使用铜鼓的区域之一，自宋以来，生活在此区域的壮、瑶、苗等族群便将铜鼓视为宝物。从视铜鼓为有生命之物体的角度着眼，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来展现铜鼓在红水河流域的文化史中建构出来的物与人的互动图式。　　从明清时期铜鼓文化在红水河流域的再度兴起的原因来看，红水河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为铜鼓文化的集中分布提供了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铜鼓被赋予神性而被各族群不断加以演绎，终使铜鼓文化延续不衰，闭塞的地理环境又使中央王朝的控制相对松散，致使红水河流域能够较长时期处于地方土官的治理之下，这为铜鼓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红水河流域使用铜鼓的族群将铜鼓视为有生命的“物”。铜鼓如同一个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名字，在用鼓和收鼓前，都要先进食——有特别的祭祀仪式，铜鼓还被区分出公母。铜鼓的成长则是伴随着家族或村寨的壮大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铜鼓往往被建构成宗族或村寨共有的神，透过共有的物，建构了族群的界限，创造稳定的群体关系。　　明清时期的红水河流域土官借助铜鼓建构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一方面，他们通过编写族谱的方式，将“血统来自中原”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获得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文化手段，同时，又通过朝贡的方式获得中央王朝的承认;另一方面，他们借助铜鼓的神威，创造了一套最后为红水河流域众多族群所认可的具有神威的铜鼓，经过一系列的神圣化的过程，铜鼓成为地方土官权威地位的象征，并在建立地方社会秩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清以后，铜鼓的商品化使铜鼓的社会生命意义被重新建构，从神器、重器慢慢转变为乐器。如今，红水河流域使用铜鼓的族群仍保留着在传统节日、庆祝集会及婚嫁喜庆场合敲击铜鼓跳舞的习俗，铜鼓成为壮瑶等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红水河流域的铜鼓文化在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数以千计的铜鼓被砸毁熔化，以铜鼓为载体的铜鼓文化也遭到了摧残。但近二十年来，红水河流域又恢复了使用铜鼓的习俗，民间铸造铜鼓的工艺也正在复兴中。但它也同样面临着现代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在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上应持原生态的保护理念和参与性保护的理念，对其传承与保护的基本措施可以概括为“四化”，即数字化、活化、进化和符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