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宾孙漂流记》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主人公鲁宾孙·克鲁索已成为一个西方现代神话。该小说自面世以来被不断重写，其中部分重写通过解构式自由游戏，将笛福原文本所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迫性结构变成开放式对话性话语，进而围绕鲁宾孙神话形成一个表意的延异链。本论文试图从表征鲁宾孙神话的延异链上截取米歇尔·图尼埃的《星期五》以及J.M.库切的《福》，以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从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的问题出发，探究造就神话的笛福原作及其解构式重写，旨在引发对启蒙的主体性、理性至上原则、再现与权力的关系、殖民主义以及重写现象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本论文第一章在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中观照《鲁宾孙漂流记》，认为鲁宾孙代表着启蒙意识形态的神话，在这神话背后隐匿着尚待探讨的问题。帕特丽夏·哈钦将神话界定为代代相传并成为宏大叙述的故事，具有传承价值观的作用。一个故事成为神话，意味着故事里的基本价值观念被当作客观真理而广为接受，鲁宾孙的故事亦不例外。尼采对真理的客观性提出质疑，认为真理是用以表达欲望的隐喻。这一论断通过否认超验的所指的存在，从而启发对真理的反思。以此推论，鲁宾孙神话背后的真理是为启蒙意识形态服务的隐喻。鲁宾孙体现了现代思想体系的两个核心价值:理性至上原则以及对自信自足主体性的崇拜。反观现代思想体系的问题，鲁宾孙流落荒岛数十载，在没有任何技术的支持下，仍体现出强烈的数字科学和工具度量的现代理性精神，透露出理性至上原则对人的异化作用，而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以及殖民行为则在工具理性中找到理据。此外，鲁宾孙在荒岛孤身生存所倚赖的自信自足的主体性违背心理学规律，是理想化的产物。这种主体性在将荒岛的孤独生活浪漫化的同时，不切实际地相信人像机器一样可臻完善，鲁宾孙的世界被描述为上至政府下至个人均克己守信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本论文第二章讨论米歇尔·图尼埃的《星期五》，认为小说家巧妙运用解构的颠覆策略，消解笛福原文本中主体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以此表达对星期五及其他被压迫者的人文关切。图尼埃从本体论的角度回应鲁宾孙孤岛生存的经验，表现出与笛福迥异的主体性观念。他笔下的鲁宾孙在没有他者的世界里复制文明社会的努力并非英雄行径，而是因为主体不堪孤独折磨而意图制造他者在场假象的反常行为，主体的自足性由此打破。复制的努力落空后，鲁宾孙转向变形之路，回归至风、火、水、土等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变形主题的引入是打破原文本中二元对立逻辑的需要，在变形过程中，星期五由奴隶变成鲁宾孙的兄弟，是他变形的引路人。通过变形，鲁宾孙逐渐摆脱对于人类他者的依赖，超越时间与性别的局限，进入永恒的太阳之城。然而，在鲁宾孙的变形中，星期五只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图尼埃并未能从真正意义上跳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他对鲁宾孙神话的解构并不彻底。　　第三章讨论库切的《福》，提出这部小说主要探究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中再现权利的归属及其性质问题，以此揭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及虚伪。在库切使用的解构策略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增补”。这种“增补”之所以具有解构的意义，是因为它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引入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他者，将原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复杂化，形成一种解构式自由游戏。在该小说中，引入白人女性人物苏珊·巴顿作为叙述者是增补策略的具体体现。这一人物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但在殖民语境下却可能成为压迫者，她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中摇摆游走。引入苏珊使原文本中的二元结构关系趋于多元化，不仅拓展了小说的批评视域，而且有效地展示了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在试图再现荒岛故事时，苏珊逐渐意识到权力的拥有者才拥有话语权，换言之，再现的权利同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最后，她选择加入殖民者阵营，成为星期五的压迫者。苏珊的选择表明，在殖民语境下，女性主义不能仅仅考虑女性而忽略被殖民者，权力结构由于性属、阶级、地域等多重因素的介入而变得错综复杂。在南非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库切的身份、处境与苏珊一样处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极之间，使用苏珊作为叙述者既是他关注殖民压迫的策略，也是质疑南非白人为受压迫者代言可信度的表现。　　图尼埃和库切不约而同地选择从鲁宾孙神话的问题入手，对原文本进行解构式重写，意在后殖民、种族、性别等时代文化语境下反思并瓦解这个神话所代表的真理，改造它背后的价值隐喻。他们的重写一方面说明，阅读并非被动行为，文学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倚赖对已有文本，特别是成为神话的经典文本不断地进行评判性阅读。另一方面，《星期五》和《福》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反思。将这三部小说并置于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中进行考量，既继承和发展了卢梭以降从启蒙思想的角度解读《鲁宾孙漂流记》的传统，又是研究该小说重写的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