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庙堂理学是儒学与王权在清初既斗争、又统一的产物。其中,王权起着主导作用,儒学占据主体地位。清初庙堂理学是参与到清初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那一部分理学,反映与论证了当时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它的说明对象有所影响。清初庙堂理学是在满洲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彼此冲突中产生的。清王朝初创之际,王权衰微、分裂势力猖獗,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不堪。时代呼唤着王权集中与文化秩序的重建。于是,清初庙堂理学在顺、康期间以朱子升祀为最终标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清初庙堂理学以康熙帝与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理学名臣的理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康熙帝对庙堂理学的确立及其风貌起了决定性作用,李光地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庙堂理学名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康熙帝授意之下,李光地等人编纂了以《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为代表的御制经典。清初庙堂理学以程朱理学为主线,由道统、治统及学统三个部分组成。道统是清初庙堂理学融合儒学与王权的理论基础。李光地等庙堂理学名臣的相关道统著述与官方御纂经典均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进行了论证,确立了以程朱为尊、折中众家的道统理论体系。在王权的威压之下,原来师儒所肩负的道统转向庙堂、最后集中到皇帝手中、形成了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局面。治统是清初庙堂理学影响王权的现实基础。庙堂理学提出了三代蓝图及为政以宽、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通过经筵日讲及科举制度,既对皇帝进行了理学灌输、也培养了大批理学官僚；改善了前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确立了奖励清廉、藏富于民的政治运作原则,保持了中原基层乡村的自治传统；它以王权律令的形式改良风俗,纳书院讲学于官方系统,禁毁“小说淫辞”,推动了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学统是清初庙堂理学的学理依据。以李光地、熊赐履等为代表的理学名臣,对宋明时代的理学进行了适合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新阐释。它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又融合了王学的某些思路,以肯定人性本善为前提,在沟通天人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以确立道德源泉为先最后又归于践履、最终达到对天理秩序的认同一整套理论体系。清初庙堂理学确立之后,与它相对应的民间社会意识形态一起构建了帝国的文化秩序。它对民间意识形态中如民间理学、走向民间的佛道思想以及渐成主流学术的考据学中的异己力量、异己理论,一定程度、有区别地进行了重刑、严禁、威慑,最终与它们达成了以庙堂理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共同发展的文化秩序模式。其中,以孙奇逢为代表的中州士人理学群体对庙堂有重要影响。清初理学作为理学与王权结合的一种儒学形态,有其本身的理论特征。主要表现为道统、治统合一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强制性”,以“夷夏互进”民族观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开放性”,因游牧文明加入而在天道观与治统观中呈现出来的“满族性”,在学理与道统中表现出的以独尊与调和为标志的“折中性”。这四个特征从政治、民族、时代、学术层面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总之,清初庙堂理学虽然没有完全意义上实现理学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它推动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人口激增、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以满、汉为主体众多民族交往融合彼此认同、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渐趋形成；在学术上,不仅考据学繁荣一时,中国古典文化也得到了一次最广泛、最有深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