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到唐初贞观时期是书法史演进的一个关键阶段,最终南北两种书风被统一为“唐法”。但唐法的实质如何,其形成原理如何,南北书风统一的本质是怎样,都还值得研究。自秦汉的政教体系规定了不同书体的尊卑层级之后,书写模式就一直有“公范”与“自遣”两种发展方向,两者之间有复杂的离合关系。曹魏“禁碑令”之后,章程书、行狎书等“自遣性”更强的书写模式开始繁荣。到南北朝时期,南方基本是在“自遣”的道路上行进,而以王献之书风为最终代表,乃至有结合道教符箓等体的怪变之体。到南朝后期,又有比较温和的复古趋势。北朝以孝文帝效法南朝的改革为界,前期还在汉魏以来“公范”之体的框架内,后期则先吸取王献之书体,又吸取南朝后期的复古之体。但不论对哪种南朝书风的吸取,都是只取其“体”“形”,其神、其内在气质、乃至其功用性质,仍是北方的传统政教系统的产物。这是因为东晋南朝的政教文化是“外儒内玄”,指向个人化、社会离心力,北朝则是“外儒内法”,与秦汉曹魏以来一贯,更具有秩序化的森严之气。北朝后期对南朝的这种“以神驭形”的学习方式,实为隋代到唐初太宗时期南北书风统一的先声。隋代有过短暂的儒学复兴,书法上南北融合之势更加增强,而隋碑上的字体在“公范”程度上则更有发展,有了南北结合的实绩。但此进程因为隋炀帝的“弃北投南”而中断。唐太宗则成系统地复兴儒家政教的思想策略,明确“以北统南”的文化艺术精神。他对王献之书风的反对,正体现出他对南方风气的保留态度。但他并没有一返而至汉魏,而是标举了王羲之为“书圣”。南朝人也曾标举几个人为“书圣”,但都是从“纯艺术”的角度着眼。唐太宗则不然,对王羲之“书圣”身份的构建中有鲜明的儒家政教色彩和秩序化色彩。同时,王羲之的行书字体取得了“铭石书”的正体资格。这种情况下,“唐法”尽管字形还是源于王羲之的,但不论精神气质还是一些书法形式层面,都必然已经是唐人的新事物了。“唐法”形成以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也迎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书法家们对它的反动。如果说魏晋模式的“自遣书写”模式为行草书在唐前的固有传统,则唐代所开启的行草书的“公范书写”模式则完全是一个新的传统,且后者在此后的千余年中更是在无意中对前者形成了有效的遮蔽。对从南北朝后期到唐太宗时期这一书法史过程的重新梳理,其意义首先是让我们揭去“唐法”的面纱,去探求晋人精神的原始面貌。第二是更好地理解“唐法”的优缺点。第三则为南北朝至唐太宗时期,乃至唐太宗之后一直到明清时期的书法史演变,提供一种观照视角。另外,我们今天得益于获取资料的便捷,可以尝试纠正清代以来“南北书派论”的片面之处,对这个著名的书法史命题作出重新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