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被学者正名,荣登艺术殿堂的那一刻,两种对电影含义不同的阅读方法便争论不休:到底电影是导演的纯主观个人艺术形式,还是忠实社会生活的再现。其实,电影既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对折射。二者缺一不可。配合画面艺术形式的分析,本文通过对两部电影《与狼共舞》和《最后的武士》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探讨,希望超越大众对其文化反思和为他者翻案的表层理解,揭示其隐含的东方主义神话在新殖民主义时期的再现。 在新殖民主义时期,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电影粉墨登场。同旧殖民主义时期明显丑化他者的电影相比,他们不仅使用他者的语言及其本人作为演员,费大气力搭建真实背景道具,更标榜在他者形象上给予前所未有的真实正面的塑造,并以白人自我批评的口吻叙述电影。究其转变的社会文化因素,后工业社会人们对农业时期简单纯朴生活的向往,对自然保护的强烈意识,以及自六十年代以来的反文化思潮下的民权运动和嬉皮士文化,还有之后的文化伦理反思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以以上两部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电影提供了历史场景。然而,从神话学和东方主义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两部电影中的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的因素便暴露无遗。白人/他者的两极模式依旧,他者模式化的负面形象也仍在,只是所有这些低调铺陈,被重点描述的他者正面形象和所谓的白人对其的深刻同情和对自身反思的形象所掩盖。非白人少数民族仍然只是作为白人的衬托,被强行给予或正或反的角色。而白人以浪漫化,僵化,以及非人化的方式,他化他者。由此看来,新时期所谓的转变只不过是神话中变化了的形式和概念,显现东方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自我更新和潜在东方主义的变相强化。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只是推陈出新,以图麻痹人们的意识。反抗霸权主义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