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在推动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在这现代化转型中发生了许多的改变。藏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缓慢且前景单一,旅游业逐渐成为藏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本文希望以嘉绒藏区索村为案例,来阐述和分析藏区村寨的权力结构在旅游开发推动的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借鉴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对该村的权力结构现状及变化进行分析。基于对索村历史文献和现实资料的积累,本论文在第二章首先对索村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重点在于该村的亲属制度与宗教文化,这是该村乡村权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即村寨之中权力的关系网络核心。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第三章对旅游开发前索村的权力结构进行描述与分析。旅游开发之前索村的权力结构以宗教组织和村委会为主体,二者在职能上分工明确,形成了村委会主外,宗教组织主内,互不干涉但相互合作。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该村出现的老人协会则成为短暂出现的,补充宗教个人权威的权力主体,这三个权力主体分别依靠宗教、亲属以及个人权威获取自身的权力。而旅游开发的出现为索村带来了全新的权力主体,打破了之前三个权力主体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本文第四章首先对索村旅游开发状况进行描述,并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了索村之中因旅游开发而出现的两个全新权力主体:旅游协会与管理局,最后通过新旧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分析权力结构的变化过程。通过以上的阐述与探讨,本论文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旅游的发展在给村寨带来种种变化之时,亦会改变原有村寨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网络,但这一改变并不是破坏性的,更多的是一种非结构性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之中,传统的文化网络并未因此被完全破坏,村寨原有权力的文化网络拥有其自有的内生的力量,能通过转变自身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新的外部权力主体在进入村寨的权力结构之中时,也必须依托自身原本的权威优势,将自己扎根于当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才能保障其权威的稳定及政策的实施。本文对锁村村寨权力结构及其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的变化进行的分析与阐述的目的,是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的转型之研究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对锁村的考察中,本论文认为,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之中,乡村自身的能动性不可被忽视。乡村自身的文化特质,是乡村现代化转型之中的重点,唯有尊重乡村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特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避免陷入“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为现代化的新生而又抛弃传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