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特·A.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与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美国非裔女性自传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部自传均讲述了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黑人女性如何打破强势文化所建构的族裔和性别的双重他者身份,重新定义自我身份和主体性的故事。此外,两部自传的时间跨度超过百年,这为我们研究美国非裔女性身份建构的变化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美国非裔女性自传,特别是早期女性奴隶叙事的研究稍显不足。国内外学界对这两部美国非裔文学史上重要的女性自传作品的比较研究也相对较少。因此,对两部自传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致力于用后殖民理论,特别是斯图亚特·霍尔、霍米·巴巴和贝尔·胡克斯的相关理论对两部自传中女性主人公的族裔和性别身份危机及身份建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对身份概念演变的梳理和对后殖民语境下身份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族裔身份与性别身份既与个体的生理特征相关又是不同话语建构的结果。在族裔和性别话语双重建构下的美国非裔女性常常遭受文化身份的双重位移。在本文中“身份建构”是指美国非裔女性为打破消极的刻板印象、改写族裔和性别话语与获得主体地位而进行身份重塑的策略。就族裔身份危机而言,生活在奴隶制时期的女主人公琳达被建构为商品化的族裔他者。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族裔隔离严重的南方小镇的玛雅则被建构为异化的族裔他者。两位主人公都拒绝与族裔主义话语建构的消极的黑人形象相认同。就性别身份而言,两位女主人公均在族裔主义和性别主义话语的影响下被建构为性别他者。琳达被建构为白人男性奴隶主的性客体和生育工具。玛雅则在遭受强奸后对自己的女性身体产生了憎恶并在由儿童期向成人期过渡时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了怀疑。通过对家庭和社区中产生的黑人历史和文化进行认同,两位主人公摆脱了自身的族裔他者地位。当玛雅从族裔隔离的南方小镇来到多族裔融合的旧金山,她在动荡不安的战时环境与人口频繁迁移的城市生活中建立了一种杂糅性的族裔身份。就性别身份建构而言,两位作家将“自传书写”作为一个体现族裔、性别、身体、身份多种权力话语杂糅的第三空间。一方面,通过对引诱小说部分叙事情节的模拟改写,雅各布斯颠覆了黑人女性奴隶作为白人男性性客体的形象。另一方面,安吉罗融合多种叙述视角打破了黑人社区内部的性别霸权。此外,两部自传的女主人公均将黑人女性的母亲身份作为自我赋权的场所。琳达将藏匿七年的阁楼作为协商母亲身份的间质空间,成功为自己和儿女赢得了自由,从而打破了强势文化将黑人女性建构为生育工具的刻板印象。玛雅则在与代育母亲和亲生母亲的身份协商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体。通过对两部自传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在探索族裔和性别身份危机方面,美国非裔女性自传作家的关注点已经从影响其形成的外部力量逐渐转移到对美国非裔人内心世界的探索,这说明她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从建构“黑人性”族裔身份到杂糅性的族裔身份,从强调黑人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到提倡黑人女性的“差异”及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女性作家们不断进行族裔和性别身份建构的多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