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称的酷刑不以现当代反酷刑国际公约的定义为限,而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按照明显超出(首先是今天的,有时甚至包括当年的)公众认为合理的程度或罪行本身应受刑罚的程度,以一定方式对受刑人施加的残酷的肉体折磨,较为典型的酷刑如车裂、剥皮、火刑、凌迟等。酷刑的实施者有时是宗教势力,有时是世俗统治者。这种折磨一般伴随着强烈的精神痛苦,但是否为酷刑不以精神痛苦的存在作为判断标准,毕竟历史上的单独监禁也带来空虚无助之类难以消受的精神痛苦。本文第一部分将酷刑在欧洲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梳理,第一阶段即古代欧洲的酷刑,分为古希腊时期与古罗马时期。第二阶段为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酷刑,这一阶段的神明裁判、宗教裁判所、猎巫行动等无不充斥着恐怖与血腥,它们是整个欧洲文明史上永远掩盖不掉的污点。酷刑是恶与罪孽的象征,却能合法存在于欧洲长达数千年,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在经济方面,早期欧洲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这些限制了司法实践过程中侦查与审判定罪的技术能力,导致无法摆脱对刑讯的依赖。在政治方面,宗教神权庇护下的封建制度是滋养酷刑的温床。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四个方面对欧洲启蒙时期反酷刑思潮的意识形态基础展开分析。第一,感性论的兴起。启蒙思想家普遍注重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经验心理学基础,我们将其统称为感性论。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人的感觉、知觉、欲望、冲动、倾向、需要等元素,认真分析这些元素的类型和层次,探究其中合乎理性和不合乎理性的成分,不仅将它们设定为人类知识的主要来源,而且用以评判政治法律制度和观念的文明抑或野蛮。第二,对肉身的关注增加,从而对肉身的快乐和(例如酷刑招致的)痛苦投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大量描绘宫廷和教会高层人士色情低俗内容的违禁小册子在坊间广为流传,例如涉及手淫、死亡、公共卫生的医学辩论文献风行一时,这是曾经那个高扬灵魂压抑肉身的严格神权时代所不会见到的景象。第三,启蒙时期反酷刑思潮背后其实隐藏着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目标。施行酷刑的主体正是封建君主制下的国家和与之勾结的教会。第四,人权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契约论的盛行。启蒙思想家从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角度出发,论述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每一位公民的授权,保障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与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国家的刑罚权同样来自公民的让渡,刑罚权的目的是保护公民,而不是恶意的惩罚。以此论证创制政体就是为了反暴力,而酷刑是违反社会契约的存在。本文第三部分以1762年的“卡拉斯案件”为切入点,对启蒙时期反酷刑思潮的核心目标,即刑罚的人道化改革进行研究。卡拉斯的行刑过程漫长而惨烈,在秉持宽容精神的伏尔泰强势介入之下迅速发酵、震动欧洲,公共舆论界热议如潮,终而成为司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这种漠视人的生命与尊严的行为与启蒙精神所倡扬的人权、民主等思想完全背离,激起了启蒙思想家对酷刑的批判与对刑罚人道化的呼吁。与此同时,其他启蒙思想家如贝卡里亚深受震撼,顺势撰写《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初版,1766年法译本发表),大力倡导刑罚的人道化而一举成名,大大加速了欧洲关于反酷刑的司法改革的步伐。他主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并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称等思想,深刻影响后世。本文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启蒙时期反酷刑思潮的直接实践效果。在启蒙反酷刑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放弃酷刑,并通过种种举措推进行刑方式的改革。如断头台在法国革命时代的引入,虽然事实上提升了铲除异己的效率,但其首要宗旨是为了减轻被斩首者的生理疼痛感。作为启蒙运动重要侧面的反酷刑思潮,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反酷刑从此演变为普遍共识,它是司法文明的基本尺度,并得到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例如《海牙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及民族国家立法和司法判例的确认和保障。逢此人权盛世,我们不应忘记启蒙先贤为反酷刑作出的重要智识贡献,而缅怀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述和重构他们的思想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