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文革前，涌现了大量描写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叙事作品，《虹》与《青春之歌》就同属这类作品。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距二十多年，但在人物设置、情节模式、话语策略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本论文综合运用结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剖析两部作品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探讨背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论文首先拆分了人物身份三个维度的限定因素，分别从对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描写中加以分析。两部作品都采用了众男一女模式，将女性推到了历史前台，表面看来是彰显了女性话语。但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看，女性始终处在被操纵、被支配的低位，而男性处于领导者、掌控者的高位；从对女性的描写来看，作品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描写女性，突出的都是女性的自然属性，因此，作品肯定的都是男性气质。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虹》凸显了知识分子，《青春之歌》则肯定工农群众。面对革命者与非革命者，《虹》持中立态度，《青春之歌》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人物描写中的重心偏倚体现了作品对革命的肯定与强调。爱情与个人情感相联系，体现着个人的生命形态，而革命需要集体力量，体现着集体意旨，爱情和革命存在着矛盾；家庭是封闭的，革命是开放的，家庭与革命之间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都采用了“革命+恋爱”模式与离家模式，但作者肯定的人物都舍弃了爱情和家庭，这表现了作品对革命的依归。两部作品选择的故事时间的起始点和结束点都很具革命色彩，两个时间段也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阶段。故事地点的选择也体现着浓烈的革命意识。两部作品都有故事原型，但作者都沿着素材的革命方向开掘，且对素材的加工过程受强烈的革命意识支配。《虹》与《青春之歌》无论在人物描写还是叙述策略方面都从多个角度肯定和强调革命，这是两部作品的深层相似之处。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连续不断，在长期的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具有暴力性，其特征表现为对革命的嘉许、向往、信任和遵从。正是革命文化的延续使两部作品不约而同肯定了革命。《虹》在肯定革命的同时，也在质疑、批判、反思革命，具有升华性；《青春之歌》具有党派意识，全盘肯定革命，显示出反升华性。这种差异的形成与作家个体经验、作家与作品的距离、作品与历史的距离、时代文学观念的变迁有关。存在决定意识，在这几重因素中，后一种因素起着决定作用。　　在革命叙事作品中，肯定革命是其中心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此类作品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成规。随着革命不断被神圣化，革命叙事作品的反思、批判意识日弱。作为这股创作潮流兴起端和结束端的代表作，《虹》和《青春之歌》标示着革命叙事作品的因承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