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并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并重方针。我国企业主动探索其发展途径,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也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根据商务部报告显示:2017年度中国企业不仅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其数额达696.4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27%,还对投资所在国的边际税收和边际就业率贡献明显,其中缴纳税收达376亿美元,就业增加171万人,为此实现双赢局面。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越至全球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制造业企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队伍中的主力军,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比达31.8%。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态势较好,但由于其依然存在较多问题,使得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在我国三十多万工业制造业企业中,能够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只有寥寥几千家。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的企业一致认为融资约束是限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原因。因此,本文从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的视角研究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增添了对该领域研究的新视角,还丰富了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提供了研究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行文安排如下:首先,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现状,回顾与总结以往关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和缓解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抑制作用的相关对策建议三个方面的文献;第二,阐述融资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探讨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影响机理;第三,本文选取2007-2018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文章考虑到企业产权性质因素,将样本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比较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大小;另外由于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其融资约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具有差异,将样本分成东部企业、中部企业和西部企业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基于文章中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为改善工业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工业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面临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小。第二,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率较低下,融资约束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也相对较大。第三,由于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位于金融发展程度最高且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最优的东部地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小,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程度最低;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影响程度大于东部;而位于西部地区的企业,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因此,政府部门应针对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的企业制定差异化政策,如设立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地区金融开放程度拓宽企业融资的合理渠道等,以便更好的引导面临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相较于以往的文献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三点:首先,本文选取更加全面的样本数据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可靠;其次,本文在探讨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的基础上,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具有差异的双重角度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理,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全面,拓宽了研究深度;最后,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双重角度提出了缓解融资约束对工业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的建议,扩充了现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