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形成多类分析框架,但不同的理论视野、研究方法甚至不同研究者却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主要从利益博弈、社会结构转型、体制性迟钝、利益抗争、政府行为失范等视角研究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却较少从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角度进行实证考察。政治信任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居民政治态度及政治参与行为。群体性事件作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类型,是非传统政治参与活动之一,显然受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文化的浸透和影响。因此,本文研究“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和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民选联邦—威权中央”二个维度划分两类主要政治信任结构模型：即民选联邦制度的“央弱地强”金字塔式政治信任结构、威权一中央制度的“央强地弱”倒金字塔式政治信任结构。研究者采用CGSS2010数据,以群体性事件为因变量,“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并用分层回归和依次检验分别考察“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公平、外部政治功效感、“央强地弱”显著影响居民感知周边群体性事件发生率；外部政治功效感还通过“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间接影响周边群体性事件感知；在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情境下,“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社会公平、支出压力直接影响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且“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支出压力与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调节作用,表现在政治信任差序化结构下,支出压力越大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舍近求远”的利益抗争策略；研究还发现,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对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敏感度有显著差异,男性、低教育水平者更倾向于参与群体性事件。政治信任差序化结构表明：一方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提供了民主基础,为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它揭示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越级维权和寄希望中央政府进行利益表达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原则的违背。因此,研究者得出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公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最大经济诱因,那么,政府合理调控收入差距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然是题中之义。同时,通过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公民平等参与和多元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最为重要的是,重视政治文化的作用,加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公民政治功效感,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实现公民理性、有序、高效地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