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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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之一。这一转变发生自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于20世纪前期。整个近代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转变。本文的重心在探讨近代口语对书面语转变的影响。上编描述了中国近代通行的标准口语——“北京官话”的形成历史。“北京官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通行的标准口语,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帝国治理以及强化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二是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首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第三个因素则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社会流动。“北京官话”的流行对近代书面语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编讨论了这种影响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在书面语趋于口语——也即“言文一致”的潮流中,通行的标准口语如何进入书面语,并吸收西方语言的若干元素,产生了一些过渡形态的书面语。西方语言的影响通常被称为“欧化”,主要表现在新词、新句法和新的写作技巧上。这是近代翻译活动的结果。近代书面语的转变,很大程度是对口语化和欧化这两种元素的调和。最早在书面语中调和“北京官话”与欧化影响的人,是来华传教士中那些自觉并有经验的作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用“北京官话”进行写作和翻译,通过不断“实验和研究”调和这两种影响的方式。经过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最优秀的传教士掌握了一种稳定成熟的书面语,其代表作是“官话”和合本《圣经》。本文的下编试图说明,迭经19世纪中期以来的种种动荡,语言变革的动力渐渐发生了变化:从皇帝提倡变成社会提倡,推行对象从士大夫阶层变成了全国各地的底层民众,其目的,不在于维持一个家族对帝国的统治,而是要提升民众的素质,从而使民族国家得以在世界上生存立足和发展。传教士逐渐退出舞台中央,中国人开始主导书面语的转变,只是后者始终遵循了前者开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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