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谅解”在刑事诉讼法中被列为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条件之一,目前已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适用。然而,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设立“被害人谅解”制度,以至于“被害人谅解”的适用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出现了无法衔接的现象,造成了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例如,适用的案件范围混乱、适用条件不一,对于适用的案件类型以及适用罪行的轻重都无统一标准;又如,因“被害人谅解”目前被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导致学界和司法界对被追诉者因此所能获得的从轻幅度的看法不一,有观点支持把“谅解”作为法定从轻情节,细化从轻幅度,也有观点支持将经济赔偿与“谅解”相结合,以此来限制该量刑情节的适用;再如,司法人员在实际办案中对“被害人谅解”的审查流于表面,未注重对“谅解”实质的判断;最后,当事人存在重“赔偿”、轻“谅解”的思想,造成“花钱买刑”的乱象。以上种种问题都可能引发同类案件不同判的不公现象,使得“被害人谅解”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难以确认其归位。而究其根源,除了实体法上未将“被害人谅解”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程序法上未赋予“被害人谅解”独立的法律地位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当事人、甚至是司法人员对于“谅解”本质认知的缺位,人们往往将“谅解”看作是一纸契约,而非修复社会关系的必经之路。因此,文章通过评介域外司法实践经验,从中获得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启示,将被追诉者的“认罪认罚”、“自首”、“坦白”与真诚悔罪相衔接,使司法裁判对被追诉者的从轻处罚在实体法中找到其依据,以期让“被害人谅解”回归其本质,使“被害人谅解”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相衔接,进而提出适合中国语境下“被害人谅解”的具体适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