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逐渐放缓。在出口难度加大,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背景下,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快经济转型,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来拉动。而要扩大内需,则要通过刺激消费来实现。消费需要财力作为支撑,因而要刺激消费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学术界对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探讨和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且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领域。而社会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隐形的资本,是否也同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一样,具有提高个人收入的作用?其作用程度又如何?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国家,所有人几乎无一不依靠人际关系生活。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中国是攀关系、讲交情。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与他人产生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中国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可见,人际关系网络是中国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且在当今社会,社会关系的有无以及关系网的宽窄会造成个人成就上的巨大差异。因而本文以社会网络关系为出发点,从社会网络规模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选题意义；其次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安排作出说明；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从宏观环境和个人特征这两方面对个人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为实证分析选取控制变量时提供理论参考；其次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的测量以及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本文研究方向的选择以及关键变量的衡量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对本章的内容进行了小结。第三章为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首先介绍了数据的来源,并对变量的选取和处理进行了说明；其次分别按性别、党员、民族、地区的分布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最后拟合了原始数据,为下一章的实证分析做铺垫。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介绍了本文的模型选择与构建；其次对基本模型、加入家庭其他成员总收入的模型、加入交互项的模型、加入市场化指标的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首先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梳理；其次总结了本文的不足之处；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文献综述的结论主要如下：一、宏观环境(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移民)和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政治资本)会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具体的,第一,大多数文献表明对外贸易有利于个人收入的提高；第二,教育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有促进作用；第三,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党员政治资本具有收益性。这部分的文献回顾为本文实证分析中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了理论参考。二、通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文献综述发现,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解读各有侧重。有的研究者用社会网络关系来定义社会资本,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是文化、制度、信任以及规范等维持性力量；有的研究者用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诸如信息、情感、权利等资源来解释社会资本；还有的研究者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获取关系网络中资源的能力,并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能力论。社会关系网络论的观点为本文从社会网络规模的角度来考察个人收入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三、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以国家或地区的信任、和谐等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的测量基本集中在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考察。有学者用春节拜年交往的总人数来表示社会网络规模,也有学者用在过去半年内与本人讨论过重要问题的总人数来表示社会网络规模。这部分的文献综述为本文的核心变量(社会网络规模)衡量指标的选取提供了理论依据。四、大多文献表明,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不统一,学者们选取的收入研究视角不尽相同。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收入作用,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了信任、和谐等宏观层面。意识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部分学者将收入问题的研究转向社会关系网络领域。他们大多集中在对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收入关系的考察上,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极少有文献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城镇居民的收入问题。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出发点,从网络规模的角度来研究个人收入问题。本文根据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理论,用春节期间拜年的总人数来操作化衡量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并基于CGSS2006年城镇居民的数据,以拓展的明瑟模型为基础,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以及分位数回归法来考察社会网络规模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本文实证分析的结论主要如下：一、基本OLS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党员身份、地区、职业、单位类型等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网络规模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二、在引入社会网络规模与党员身份、社会网络规模与地区、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以及社会网络规模与技术职称的交互项后发现,第一,社会网络规模的收入效应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第二,中部地区社会网络规模的个人收益率高于西部地区；第三,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人其社会网络规模的收益率越低；第四,社会网络规模的收入效应在无技术职称者与中技术职称者之间以及低技术职称者与中技术职称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三、在考察市场化的作用时,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规模的收入效应随市场化进程在减弱。四、在利用分位数回归法考察社会网络规模在不同收入阶层的作用时发现,社会网络规模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在各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且系数随收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对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来说,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缩小他们与中等收入阶层甚至高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第一次全面地从社会网络规模的视角来研究个人收入问题；第二,开创性地结合中国处于市场化转型的现状来考察社会网络规模的收入效应随市场化进程的变化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利用分位数回归首次考察了社会网络规模在不同收入阶层的作用,从社会资本的新视角为缩小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现实依据。由于研究水平的有限,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在衡量社会网络规模的指标选取上略为单一；其次,本文未对社会网络规模的收入作用机制展开研究；最后,本文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而衡量社会网络规模内生性的大小,寻找其有效的工具变量是作者进一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