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建设与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的出台与实施体现了我国建设民主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决心。对行政人员的问责实践古已有之,但其被高度关注并逐渐形成一股风暴却是在2003年对非典的问责之后。学术界通过借鉴西方经典理论和中国实践,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理论研究,视角多元,内容丰富。虽然问责制度在不断出台,但是现实中的问责活动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制度是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有效的问责制度是问责活动良好运作的核心。本文通过对问责实践和全国各层级多领域的问责制度进行考察研究,肯定了实践和制度中的新发展,并以制度文本为重点研究对象,对现有制度中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救济等各要素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着启动问责活动的边界不清晰、问责主体单一、问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和问责在道德领域的约束力不够四大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政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度较低,行政人员缺乏民主回应性且公民问政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要解决制度上的这些问题,就要将各万力量凝聚起来加强制度建设。由于政策过程是一个各方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过程,因此要从观念上进行统一。对于行政问责制来说,就是要党中央重视、各级行政人员配合,广大公民监督,完善现有问责制度、建立多元问责监督机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趋完善,为民主政治的建设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