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中国的知识与意识形态时，几乎中外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儒学是古代中国唯一合法的知识体系，而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和儒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儒学化的佛教，分成不同的教派，而学者充其量将汉传佛教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纳入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而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都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宗教排除在主导意识形态之外。但是笔者认为，自凉州会盟之后，藏传佛教进入中国，其和蒙古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知识体系。　　 本文从基于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入手，来探讨凉州会盟之后，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对元以后的中国文明发生的影响。元朝是一个军事化的帝国，军事贵族并没有按照士人的传统去接受儒学的意识形态，这使得元代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多元性，从而使儒学从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变为了多元知识中的一种知识形态，只是成了儒生自己的，而不再是普天下通用的意识形态了。在初期，阔端王通过“治病”这样一种方式接受了藏传佛教，这开启了整个蒙古帝国接受藏传佛教的大门，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建立福田和施主的关系，到此也并不能说明藏传佛教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一直到忽必烈创立总制院（即宣政院的前身），让八思巴总领总制院制事，成为吐蕃的宗教之首长，并有任命百官的权力，到此才说明藏区在当时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藏传佛教的僧侣获得了对藏区官僚体系的管辖权，这意味着，在当时学习藏传佛教，就像在原来学习儒学一样等够进入仕途。而藏传佛教的知识化则表明，从此开始，在皇帝的统治下，不同的区域开始要用不同的知识体系来管理，因此，从元代开始，儒学再也不是唯一一个和皇权相匹配的知识体系了。明清两代，这个格局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实质却未改变。在明朝，西藏由藏传佛教这一意识形态来主导，而汉地则成就了儒学的在复兴，但代价却是封锁北部重镇，切断和蒙古的联系。清朝将藏传佛教作为蒙藏世界的知识体系，并以此来统治蒙藏，甚至将蒙藏的政治问题都变为宗教问题来处理，儒学更是仅仅只成为汉地的一种知识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