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是为皇帝讲经解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不仅是帝王教育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目前,学界对明成化弘治时期经筵的探讨多置于经筵制度的整体关照之下,缺少对于成化弘治时期经筵制度实际施行情况的关注。本文以明成化弘治经筵讲官为研究对象,梳理明成化弘治经筵讲官出身、兼任时间、仕履等基本信息,分析讲官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探究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对明嘉靖礼制改革的影响,进而揭示明嘉靖时礼制改革在明成化弘治时已初现端倪。明代经筵,始于太祖,定制于英宗。定制后,经筵讲官由翰林官员专任,转变为由多个部门官员兼任。定制之初,经筵便出现形式化的趋势。至成化弘治时期,经筵形式化日益明显。同时,成化弘治时期宦官权势日盛。为扩张个人权势,宦官时常干预官员选任之事。这一时期,东宫侍读、夤缘宦官、阁臣举荐是影响经筵讲官仕履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经常同时影响官员兼任经筵讲官前后的仕履。经筵讲官在参与政治事务之时,常担任其中重要职位。弘治《大明会典》之修,经筵讲官中就有数人担任总裁官或副总裁官一职。参议礼事之时,经筵讲官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其意见更易被支持、采纳。如经筵讲官李贤、柯潜“两后并祔”之议被明宪宗采纳;再如傅瀚之议获允,谢铎罢祀吴澄被驳回。罢祀吴澄之请的出现,与日益紧张的明蒙关系相关,也是先儒从祀标准出现变化的开端。由多位经筵讲官参撰的《会典》一书,对嘉靖时期中宫谒庙之仪、官员相见礼、士庶之礼的推广均有所助益。而且,嘉靖借助弘治先儒从祀之议,厘正先儒从祀标准,道德节操自此成为先儒从祀标准之一。弘治之议,可谓是嘉靖厘正先儒从祀标准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