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从事长途贸易的地域商帮在中国商业发达地区逐步兴起。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徽商和晋商。他们在流通领域活跃了数百年，对近世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商帮治理的视角看，徽商与晋商的治理模式也极具代表性。徽商在整体上选择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治理模式，大量使用宗族人员开展商业活动，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任用经营管理人员；发挥宗族大家庭对族群子弟的皈依作用，通过改变和升迁代理人与经营伙计在族群中的地位，实施选择性激励；依赖隐形契约、族规家法治理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与徽商不同的是，晋商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契约治理模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举乡避亲的原则选聘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和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以及股俸制实施激励约束。对于徽商和晋商不同治理模式的解读，文章从商帮治理的外部环境入手，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在商帮大规模兴起之前，由于北方大族的相继迁入，使得古徽州（徽商的发源地）维系着比山西地区更为发达的宗族制度。发达的宗族制度、强大的宗族势力以及繁盛的宗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导致徽商宗族治理模式的形成。而大约同一时期的晋商，随着经营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联号经营模式的盛行，对晋商商帮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由于缺乏一个发达的宗族制度，晋商只能诉诸于制度创新，于是乎基于地缘关系的契约治理模式便应运而生。另一关乎商帮治理的内生因素就是资本构成。徽商的资本构成具有鲜明的公有产权和模糊产权属性，客观上为徽商的宗族控制权与商帮控制权集中统一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晋商实行股份制的资本组合方式，产权明晰，权责明确，通过建立具体的号规制度来表达、维护各方的权利已成必然之势。文章的后半部分，笔者以商帮治理模式为原点，分析不同治理模式和两大商帮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神祗信奉以及价值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商帮文化作为一种内生结果，和商帮治理模式是一致的，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最后是结论和启示部分。主要是在分析徽商和晋商治理模式的异同和成因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特别是如何看待国外所谓最佳治理模式，以期对中国企业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