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宣誓制度在我国2018年3月11日第五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正式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宪法制度,该制度引起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和学界的研究热情,与很多现代法律制度一样,宪法宣誓制度是从域外被移植进中国的法律土壤中的,这一制度从诞生、发展到塑型都明显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甚至地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囿于域外移植的法律制度进入本土后总是存在一定的初步接触到良好适应的过程,相较宪法宣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地区的实践无过多需要理论铺垫的情况,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还多出一个对宪法宣誓制度建立认知的步奏。换言之,当下我们施行宪法宣誓制度时不仅要关注这一制度在法律规范中的存在,还有必要对这一制度的创制和发展,继承和更新形成具有连贯性和立体性的认识。宪法宣誓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宪法尚未出现的时代已完成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制度构建的积淀。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能够追溯至古埃及时期被适用于司法审判、国际交往等领域的带有规制、强制意味的宣誓活动,到古希腊时期基于城邦社会形成、发展的政治需要而被扩展至政治领域的宣誓制度及其实践,都能视作在前宪法时代通过在较为重要的公共场合实施的宣誓行动,为后来宪法宣誓制度正式构建进行的试验、积累。而英国1215年《大宪章》中首次开始将宣誓与宪法进行制度性结合,创造出宪法宣誓制度的“王国模式”这一原初模型,到美国和法国在构建自身的宪法制度体系时对宪法宣誓制度实现继受,后又分别基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与各自的立宪需求,而针对这一宪法制度在接纳为本国宪法制度的过程中再进行适应性改造,为宪法宣誓制度开辟出新的美国的“控权模式”与法国的“双重模式”。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的立宪潮的推动下,宪法宣誓制度成为一项较为主流的宪法制度。宪法宣誓制度的主要由宣誓主体、宣誓对象和宣誓誓言三部分构成,其中现代宪法宣誓主体可大致分为国家元首、政府成员、国会或议会成员、司法审判人员、审计人员和军队成员六种不同类别,现代宪法宣誓对象大致可划分为人民或国家、特定机关或人员、宗教客体三类,而现代宪法宣誓的誓言则主要包括强调职责义务的内容、强调个人道德的内容以及在部分国家的宪法宣誓誓言中还存在宗教性誓言内容。虽然世界范围内选择在宪法中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在制度结构的设置上基本保持一致,但不同国家宪法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前列三要素的选择和规定明显存在差异。宪法宣誓的主体与对象出现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政制存在差异以及宪法宣誓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宣誓模式;而导致宪法宣誓制度宣誓誓言变化的内在原因则在于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宪法宣誓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必须回应的社会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乃至科技进步引发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世界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变革,都让宪法宣誓的誓言内容逐渐转变为各国现行宪法中存在的形式。宪法宣誓制度的效用由宪法宣誓的仪式效用、约束效用与监督效用共同构成。宪法宣誓的仪式效用主要体现在宣示上,宣誓的仪式部分是宪法宣誓制度的外部表达方式,起到了对社会、群体的聚合、弥合与引导的作用。宣誓的约束效用主要表现在宪法宣誓制度具有强制程序和职责强化的作用,对于负担宣誓义务的宣誓主体,宣誓程序的瑕疵将对宣誓者职务履行形成现实阻碍,而宪法宣誓的实施又等同于宣誓者依据其职务责任向社会公众作出正式宣告,形成未来公众监督的契机。宪法宣誓的监督效用主要从宣誓者自身、人民群众与以宪法为基础构建的法律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从宪法宣誓制度与中国法律制度发生碰撞的历史渊源角度,宪法宣誓制度与中国的法律制度实现结合并非一种全然陌生的体验,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的法律从制度设计到治理理念都发生了深刻的革新,且2018年宪法进行最新一次修改将宪法宣誓制度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框架内时,中国和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时代潮流变化而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这一时期的落地与实施,无疑属于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法治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且作为一项极强的实施性质宪法法律制度,宪法宣誓势必带有新时代、新环境下贴合我国国情独特的寄望与期待。因此,随着2018年3月宪法第五次修订后,宪法宣誓制度在现代中国的融入与运行情况及其本制度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成为社会公众与法学学者们对本制度关注和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