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作为一项重大的在职消费管制政策,其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关系着国有企业的健康状态。“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杜绝奢侈浪费,并严格规范计入管理费用中的经费项目支出,使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行为及其相关会计信息成为政府管制、社会舆论的监管重点,有效遏制了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增长之势。然而,已有研究发现,“八项规定”遏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增长势头的背后实则是国企利用费用归类操纵行为来规避外部监管。国有企业是否利用会计科目进行费用归类操纵以应对在职消费管制,哪些会计科目将是费用归类操纵的“重灾区”,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重视的问题。文章以我国日趋严格的在职消费管制政策为背景,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八项规定”提供的自然实验,以非国有企业为对照组,国有企业为实验组,运用PSM-DID研究方法,考察在职消费管制与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关系,并结合会计科目的特点,挖掘费用归类操纵的具体途径。进一步,从企业外部治理的角度,按照市场化程度进行分组回归,考察了市场化程度对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躲避“八项规定”的管制,国有企业存在将部分原计入管理费用中的在职消费,转移至资本性支出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等非敏感性会计科目的可能。国有企业表面看来减少了在职消费,实质可能通过费用归类操纵达到隐性腐败的目的。(2)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有效抑制国企费用归类操纵。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隐性腐败账务处理的新路径,并发现深化市场化改革对费用归类操纵的治理作用,这为治理国有企业权力寻租和规避监管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为深化在职消费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