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企高管薪酬的公开,薪酬问题不仅成为新闻媒体报道和监督的焦点,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高管薪酬由国资委直接决策,使得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挂钩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之中。虽然,国家近几年先后颁布了“限薪令”等治理高管薪酬过高的新政策,但是能否真正限制高薪酬以及如何从根本问题着手调控国企高管薪酬,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从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央企上市公司入手,首先本文对本文所需相关概念进行描述界定,然后分别以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为支撑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契约性、高管的激励原理、公司内部治理对高管的监控机理以及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通过理论分析本文从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结构、高管在职消费、行业、地区以及时间等角度提出本文假设,最后选择变量建立实证模型,运用实证模型对研究假设作出验证。本文选取央企A股上市公司2005-2014十年年报数据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锐思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利用spss19.0软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以及全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检验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公司治理结构、高管在职消费、行业因素、地区因素以及时间因素的相关性。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是：在职消费、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企业业绩和两职合一,说明利用权力寻租的在职消费成为央企高管薪酬过高的决定因素。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没有进入逐步回归方程,说明这两个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太小,表明央企董事会的监督决策功能并未真正发挥出来,并且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与客观性。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央企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以及在职消费水平和高管薪酬成正比,而资产负债率、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成反比。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不大,说明我国央企中独立董事形同虚设,央企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加大力度改进。同时发现时间区间对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加入时间序列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提升了很多。同时得出2009年以前高管薪酬增长较快,但2009年以后高管薪酬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降低,表明限薪令对高管薪酬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力度不大,要真正降低央企高管薪酬,还得从制定合理的,具有长期激励效力的薪酬方案入手。最后本文提出了央企薪酬改革的五点建议：改善任命制度,解除央企高管“二元化”身份；薪酬与业绩挂钩,增加长期激励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在职消费的披露力度,提高薪酬透明度；坚持国家推行的央企高管“限薪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