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直保持高发态势,这无疑与全国泛滥的非法集资状况息息相关,但是本罪如此高发甚至沦为打击非法集资的“兜底性”罪名,本罪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罪刑法条文抽象、司法解释滞后,刑法分则第176条运用“非法”、“公众”、“存款”等多个规范性要素进行堆砌,使法条变得晦涩难懂,而司法解释规定的“四性”标准也存在缺陷,导致本罪边界模糊、入罪容易。面对非法集资行为,政府一直贯彻严厉打击的政策,司法机关在巨大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下,也一直秉持偏重于刑事打击的司法理念,而本罪自身的缺陷,为这种理念付诸实践提供了方便。司法实践中,不区分融资方式、资金用途、吸收手段的僵化认定模式,也直接导致了本罪被扩大适用。本罪扩大适用,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也压缩了民间融资的合法空间,不利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因此,纠正本罪司法认定偏差,从而限缩适用本罪刻不容缓。一方面,司法机关要转变偏重于刑事打击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法律位阶作用,防止刑法打击前置、不当介入民间融资。另一方面,要修正导致本罪入罪易、出罪难的相关规定。对“四性”标准进行再检视,如严格限制“非法性”中“法”的范围,“利诱性”成立需以集资参与人陷入错误认识为前提,将集资参与人自身特点作为认定“公众”的重要一环等;将本罪的法益确定为双重法益,只将既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又对公众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非法集资行为纳入本罪的规制范围;将“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确定为法定出罪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