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是以圣经维系起来的信仰体系。它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两大宗派，统称为西教。晚清，以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几个思潮和潮流进行的。在这些思潮中，中国知识界对它的传播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了西教知识传播主体(传教士和中国各类文人)的文化活动、传播载体(各种载有西教内容的文本)的流传、传播途径三个方面，考察了它在几个思潮和潮流中传播所表现出的区别和共同点。主要是选取了几个对应项进行研究：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中国知识界的应对；西教宣教文本与中国知识界著述中关于西教内容的比较；传教士对宗教书籍的传播与中国知识界书籍传播方式的比较。从这些比较研究中，整理出西教知识在中国士流中传播的封闭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特点。第一章首先考察了清政府对基督教弛禁前后西教文本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道光十二年、十五年传教士在沿海冒险散书传教的三次活动作为问题分析切入点。在教禁时期，来华传教士集中于广州、澳门和南洋地区，主要从事印刷、编译等文化活动。宣教区域由于教禁而不能得到扩大。但是在道光朝，他们所面对的是教禁松动、洋防疲谢、鸦片走私猖獗、中外交涉频繁等有利政治环境。故此，传教士冒险沿海北上中国，考察扩大宣教区域的可能性。三次沿海航行不仅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它们在清廷所引起的政治恐慌更是一个政治事件。清廷以及沿海各地方当局对刊发传教书籍的追查促使教会以书籍传教方式的暂停，这与传教士三次航行散书的初衷相悖。他们所散之书，在语体和内容上都不能被传统知识界所接受。三次散书事件表现出西方教会宗教宣传迫切的主动性，而各级官员文人对之则多是驳斥和查禁的态度。这是弛禁前西教知识在中国传播初期两种态度的错位。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西教知识在传教士文化活动和新舆地学者之间传播的关系。西教知识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中的传播首先要通过主流知识分子对之的文化检选，以使之纳入新舆地知识结构中，这样，西教知识才能借此在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道光、咸丰年间经世学风的转变是晚清局变中中国文化近代指向的一个标志。在经世致用目的的指引下，中国知识界掀起对边疆和世界史地研究的思潮。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新时代特征，具有近代指向。在新舆地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含载丰富的西教知识，它们直接来源于传教士沿海所宣传的宗教册子、明清时期的传统典籍以及著者与教士接触等几个主要途径。这些著述成为晚清知识界中西教知识传播的源头之一，它们在几代知识界中的影响也使其中含载的西教内容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此后反洋教思潮提供了了解西教的文本。第三章主要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逐步兴起的“走向世界潮流”对西教知识摄取并传播的历史现象。出洋的民间和官方文人身历西方基督教国家，直接感受其宗教生活和文化，在日记、游记中大量记载。这些文人在出洋前的知识准备中，多将新舆地思潮中的经典著作随身携带，以便了解西方情状，这是其了解西方基督教的知识储备。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对西教的认识和理性判断不仅检验了其西教知识的准确度，更通过亲身的闻见而补充丰富之。他们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西教知识。应清廷日记呈交制度的规定，他们的日记被呈送清廷，也被民间和官方刊发传播。随着这些文本的流传，其中的西教知识在士流中也得到传播。它们甚至也影响了国内各级洋务官员、文人对教案、教务交涉中盲目排斥的态度，使之理性化。这也是西教知识在中国士流中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第四章，论文讨论了晚清反洋教思潮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反洋教运动中的文化反教部分，以书文揭贴中西教知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这些书文揭贴中也大量存在被误解、歪曲的西教知识。对他们的文本流传和西教知识摄取途径的研究是解释其反教原因的关键。在文化因对上，传教士的文化宣教活动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反教活动是相对存在的。针对教士的散书传教，地方士流以匿名书文揭贴作为反教的方式；针对教士宣教，各类文人主张以宣讲《圣谕广训》作为限制和反对西教传播的文化对策。揭贴中西教知识多来源于舆地思潮中的著述、走向世界潮流中的著述。它也是近代西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长期积累和传播的结果。它对晚明、清前中期以及晚清反教资源的挖掘，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界中西教知识的内发性传播方式。最后，本文尝试从时序中观察中国知识界对西教知识内发性传播的流变，并归纳出其表现出的特性。同时也分析了在晚清传统中国内发性文化、宗教结构逐渐解体的文化环境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最后选择了一条延续在晚明降至晚清的“西教东源”说作为个案，来分析西教知识在文人中所表现出的内发性传播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