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崛起是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界最为重要的理论事件，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那场“要玫瑰不要面包”的运动后开始了独立的学术探索，在面对八九十年代政治上“历史的终结”和理论上“哲学的终结”之时走向学术前台，宣告这种“终结的终结”，从而开辟了欧陆哲学的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开端。进入新世纪后，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势和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他们公开宣称需要一个“共产主义的介入”，要求重提“共产主义假设”和“共产主义观念”，从而形成了一个我们无法避开的理论事件。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经历的成长历程、所处的现实境域和运思的理论场域使得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的不变量”与核心诉求，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变奏与演绎形态。在理论渊源上，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将其共产主义思想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伦理政治，并与由此开启的伦理性的共产主义传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在理论方法上，这些学者普遍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数学集合论、符号学、生命政治理论等为共产主义的“出场”创建新的本体论形式，并从拉康、斯宾诺莎、福柯、巴塔耶那里寻找理解共产主义的新的资源。在理论立场上，这些学者普遍回溯至马克思之前的黑格尔、康德和斯宾诺莎，从中寻求其哲学的革命性因素来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与规制。缘于这种哲学性立场，从其新颖的方法论出发，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新的衡定与深入性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由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后者在将人的时间、空间、生命纳入其中的同时，使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资本主义交往形式上，巴迪欧认为劳动社会的艰辛劳作正在被消费社会的甜言蜜语所取代，消费社会的内在机制不仅使人平庸化，而且正在威胁青年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在服务于资本增值中离真理政治越来越远，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将社会底层民众与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其在遵循资本逻辑自为的运行过程中，将广大民众裹挟于其中，而使后者丧失了对其进行干预的能力。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情势的变化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使得重新唤起共产主义的假设成为必要。奈格里和哈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契机，展开了其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运思，并从本体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和历史论维度对共产主义内在蕴含进行了新的阐释；巴迪欧从其建构的事件、主体、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其共产主义观念，并立足于共产主义假设概念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对共产主义的现实组织提出了新的方案；齐泽克立基于其意识形态理论，对共产主义作了自己的理解，并对奈格里、哈特、巴迪欧的共产主义作了评述，强调共产主义重在现实的践行而非理论的运思。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围绕共产主义这一中心问题，意图借助于新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在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观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衡定的基础上探寻理解和趋向于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和新图式，然而作为一种立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拘执于思维层面的逻辑运思的共产主义不可避免产生了自身逻辑的缺陷、导致了现实实践的迷失。只有立足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才能摆脱对共产主义理解的伦理化倾向，使共产主义由思辨的革命转向现实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