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三部颁布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办法》及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均明确被告人享有完全的上诉权,但是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被告人以上诉不加刑原则为保护,随意提起上诉,企图获得更轻刑罚,或者通过提起上诉拖延诉讼期间,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也对上诉制度的秩序造成冲击。针对这种现象,司法实务人员以及理论界的学者们展开讨论,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司法实务人员由于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以及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多数都比较排斥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提起上诉的行为,因此很多法官都主张对一审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阻断被告人提起上诉的路径;此外还有的学者持保守的态度,认为我国并不适宜限制被告人的上诉,速裁案件上诉的比例较小,限制被告人上诉并不能对诉讼效率有太大的提高,应当继续实行无理由上诉制度;当然多数学者持居中的态度,提出我们可以对速裁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予以部分限制,通过划分不同的上诉理由及被告人一审裁判量刑年限等,实行不同程度的上诉权限制措施,尽量减少不正当上诉的情况出现;在实践中,为了规制被告人随意提起上诉的行为,部分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还以抗诉的方式制约上诉,以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对被告人的保护,提出其认罪认罚后再上诉是不诚信的表现,是不认罚的体现,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改判,加重刑罚。笔者认为,速裁程序一审终审制和完全的无理由上诉制都有些绝对,无法应对实践中复杂的情况,不利于公正价值的维护,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上诉的行为会架空“上诉不加刑”原则,一旦形成通行做法也不利于对检察机关的权力进行规制。因此在上述学者提出的部分限制被告人上诉权的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上诉审查制”的构建并讨论该程序中上诉理由和审查程序的设置,将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区别开,分别实行不同的上诉模式,对速裁案件的上诉增加形式审查的环节,对无正当理由上诉的案件加以初步审查和过滤,以减少被告人以非正当理由上诉并进入二审程序的现象出现,进而追求速裁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成果的延续,优化诉讼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