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在微观层面是企业实现资产更新、规模增长的重要路径，在宏观层面是带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大规模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如同“强心剂”，往往随之而来的低效投资、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等“后遗症”令人深思。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中央企业投资规模与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关注的重点，“做大”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做强”与“做优”却尚有争议，何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在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央企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并且是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在过度投资的抑制机制上，本文对比研究了西方理论普遍认同的债务治理与2010年国资委对央企采取的EVA考核。研究结果显示，高负债率对我国央企并不能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债务融资反而对过度投资起到了支持的作用，另一方面，来自监管部门的EVA考核对于央企的过度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在债务支持过度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可以发现在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中，西方理论所预期的市场化治理手段可能失效乃至呈现反向作用，而来自政府层面的监管措施却有显著的治理效果。　　在发现负债融资对央企过度投资起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债务结构的角度研究负债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在负债来源结构上，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均对央企的过度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而在期限结构上，主要是短期负债的支持作用显著，说明央企的过度投资存在着短债长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