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突破了传统研究忽略重组发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缺陷，尤其针对监管制度的变迁，将资产重组至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制度背景下，试图捕捉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证券监管之间的一种微妙的互动。 首先，从规范的角度，研究了深深根植于中外制度土壤下的监管哲学，特别是并购监管理念。相对于英美等国在公开哲学指导下的，建立在完全信息披露之上的监管理念，我国的证券市场由于兼具“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市场”双重特性，监管者在肩负着社会、经济等诸多责任的情况下，艰难地选择了一条对重组既积极鼓励，又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审批监管的道路。这种监管理念在对重组规则的解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而特别针对重组的会计监管，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不仅面临着会计方法本身不完美的困境，而且面对国内特有的体制背景下产生的不符合市场平等独立精神的交易，准则制定者更加束手无策。上市公司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之间发生的博弈行为，成为了中国会计改革最为重要的一幕。世纪星源的案例则将上市公司如何超越准则、利用准则和绕过准则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选取了重组监管焦点的重大资产重组，在详尽的描述性统计基础上，对2000-2002年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短期财富和中长期绩效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监管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在政府积极监管影响下，重大重组逐步走向规范。但由于部分监管制度“刚性”，特别当监管扭曲企业行为，使其行为具有一种“目标化”特征时，过度管制将诱发一系列的人为的“机会主义重组”。而针对会计准则的变迁，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检验则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