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对于公众参与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但目前公众参与的内容多涉及立法、行政领域,学者对公众参与司法的研究少之又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基于司法职业化的考量,认为公众是不适宜于参与高度专门化的司法“事业”的。但是,一方面,公众参与司法对于形成公民品格、加快民主进程、避免精英武断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若有良善的制度设计,是能够实现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合理平衡的。遵循司法民主化与职业化衡平的思维进路,需要撷取公众参与司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参与司法的理性化问题进行定性分析。这是因为,在实践中,公众参与司法非理性的状况日益突出,已对我国的司法秩序、法律权威、公众信赖造成了颇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塑造以及法治治理机制的形成。公众参与司法非理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集中概括起来,表现为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够真)、目的上的模糊性(不够善)和情感上的易受诱导性(不够美)。这其中,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包括人治主义盛行、法治不彰、中庸思想严重、仇富心理泛滥等等。也有现实方面制度不完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司法不独立、媒体干预等因素影响。我们应当认识到,公众非理性参与司法是公民权利行使的越界状态,是民主生发的过激形式,是公民理性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一方面在警醒公众非理性参与司法的危害时,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它对我国法治治理机制的正面作用。研究公众参与司法问题,主要目的是消除公众参与司法的不良影响,促进公众参与司法的良性发展。因此,针对公众参与司法的非理性现象,应当根据合理、合法、有序的原则进行思维整合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