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改启动以来，由于“情境、经验、活动、儿童中心”等一干概念的提出，均与杜威一些广为人知的理念相近似或暗合，因此，当新课改一再强调知识的不确定性和儿童的自主理解，进而质疑甚至批判知识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时，很多人便都或有意、或无意地将它看作是杜威思想的体现。即，认为杜威就是新课改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新课改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所在。这种不顾杜威本意、而将其与新课改强行拉扯、栓拌在一起的行为，正是将杜威庸俗化了的事实性体现，也便是本文的立论基础。　　 通过对杜威著作、演讲的研读，本文指出，杜威所持的知识观与新课改所倡导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曾对传统教育颇有不满，但杜威从来也没有把个人直接经验与人类间接经验对立起来。事实上他始终认为，“构成教学的，正是儿童现在的观点以及形成各种科目的事实和真理”，而“教学的问题，也就在于使学生的经验不断地向着专家所已知的东西前进”，否则，将只会导致“普遍的愚蠢”。同时，对于知识的确定性，在将“知识”等同于“科学”的杜威看来，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指出：“虽然知识的内容是已经发生的、肯定的和稳定的东西，但是知识的关联是未来的或前瞻的。知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去应付未来。”并且，仿佛能够预见到今日的情形一般，杜威曾颇具前瞻性地强调：“知识在本质上与生活的贴近性，要远大于二者暂时的脱离性”，且知识的这种“专门性和孤立性”，还正是“为了能够更广泛和更自由地应用于以后的具体行动”，才具有的。为了让学生更牢固地获得知识，杜威要求进步教育将“知识的组织”看作一个重要原则。为此，他一方面坚持“知识”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另一方面引入了自己最为著名的“经验”概念，尝试采取一种“经验-知识-经验”的教学模式，来取代以往直接“从知识出发”并仅仅“止步于知识”的教学旧法。难能可贵的是，在实验的过程中，杜威清醒地意识到：“经验需要审慎的控制”，以便“使儿童的活动朝着有价值的结果前进”，并“使智力的作用产生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故而与之相配套地，学习内容本身也“需要代表儿童简单日常经验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以防止“教育会不适当地偏于一面或者陷于解体”。　　 进而，在“谁为‘知识组织’的‘内在秩序’把关”的重要问题上，虽然曾有过“儿童中心”的偏激想法，但随着进步教育的乱象纷出、颓势尽显，渐渐修正了自身想法的杜威，最终还是将主导权交到了教师手里，并以“社会中心”取代了“儿童中心”的“旧有理想”。但可惜的是，对于杜威的这一重要思想转变，人们大都忽视、甚或是漠视了。再加之杜威为对传统教育进行“纠偏”，刻意只侧重论述了为传统教育所忽视的那些问题，甚至就此发出过一些“过梭”的言论，而对传统教育执行正确的问题却没有给予同等力度的确认。于是两层因素相加，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日“将杜威庸俗化”、“视作新课改理论基础”这出“闹剧”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