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满足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需求,政府规划变更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司法界一般将该种合同情势的变化归入情势变更的范畴。目前,由于情势变更的适用范围还未有明确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因政府规划变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承担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当出现政府规划发生变更时,如何认定其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和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以及因合同无法履行导致预期利益损失如何承担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四川某科技公司与深圳某光伏电站公司、合肥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入手,试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1、政府规划变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情况下深圳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2、深圳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四川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围绕争议焦点,本文结合法律理论、法律规定以及案件事实,运用理论论证、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案件评析如下:首先,政府规划变更在本案中属于客观情势的变化,但由于深圳公司对政府规划变更这一情势的变化应当具有预见性,所以案涉政府规划变更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合同。其次,根据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以及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深圳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具有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和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即深圳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最后,四川公司主张的预期利益损失符合合同成立且生效、存在违约行为、存在可预见的期待利益损失、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所以深圳公司应当赔偿四川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在案件评析基础上,从分析我国情势变更的立法看,我国立法虽然确定了情势变更制度以及“再协商制度”,但是对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适用以及“再协商制度”的内涵缺乏法律支撑,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填补法律的漏洞。此外,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对预期利益损失的认定都没有统一标准,因此需要通过构建期待利益确定规则对预期利益损失进行限定。最后,对政府规划变更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进行类型化归纳,并对责任承担问题提供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