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各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快速崛起并且成功的转变为现代化国家。由此人们断定,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只有一条,模式也不只有一种。于是人们将东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称之为“东亚模式”。通过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专家和学者们惊奇的发现,“东亚模式”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其背后起着指导作用的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通过研究人们发现：东亚地区自古以来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以儒家为主的各种文化浸润下,东亚地区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于是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对东亚模式起着决定作用的价值观,被称之为“东亚价值观”。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对西方价值观的回应,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一时之间,“亚洲价值观”、“东方价值观”、“儒教资本主义”等相关的概念和话语越来越多的被谈及,并且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正当人们对“亚洲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探讨时,正当人们以为发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观,而真正属于东方人并且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的全新价值观时,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人们的这一愿望瞬间破灭。通过这场危机,一方面,很多学者认识到,“亚洲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因为儒家文化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是有限的,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另外,发生亚洲经济奇迹的国家也大都位于东亚地区,因此将其称之为“东亚价值观”会更加适宜,如果强行将其扩大化,并冠之以“亚洲价值观”的称谓似乎有些牵强,毕竟亚洲内部由于文化多元、冲突不断等原因,很难形成—个统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东亚价值观”及其内涵中的儒家文化在这场危机中也确实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泡沫经济,家族式管理不但不利于市场竞争而且还容易滋生腐败等等。一时之间,东西方很多学者又对“东亚价值观”及其相关的体制予以否定。对于“东亚价值观”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不能因为它在“东亚模式”形成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优势,而对其一味赞扬,也不能因为它在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而对其彻底否定。我们知道,“东亚价值观”中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对于“东亚价值观”中的儒家文化,我们也应该批判的继承,既要保留和发扬“东亚价值观”中符合时代发展的儒家文化,又要去除“东亚价值观”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儒家文化。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对“东亚价值观”进行现代化转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东亚价值观”进行重构。而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将着重探讨儒家文化对于东亚价值观重构的特殊作用。另外,随着经济的崛起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东亚价值观的重构中,但前提是一定要避免产生“文化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情绪。要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去构建崭新的、面向世界的“东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