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综合实力稳步向前,位居全球第一。截止到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惊人的31.4万亿元,约占全球的30%,实现了重大突破。取得这一重大成果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能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强大的财力支撑,政府的科技投入是驱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在创新驱动的环境影响之下,数字经济又作为新经济的核心领域之一,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对其发展意义重大。国家及省域层面的财政科技投入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如何?能否起到引领带动作用?是否能引致制造业产业升级?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保障数字经济抓手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本文基于财政科技投入、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制造业升级的相关理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然后对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之上,以我国30个省市2011年至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别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规模和结构进行现状分析;其次利用熵权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制造业升级水平分别展开测度并进行相关分析。最后本文基于实证分析,从财政科技投入出发,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全面考察财政科技投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关联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将数字经济发展引入财政科技投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关联模型,最后利用PVAR模型深入分析财政科技投入、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增长速率呈现不稳定性,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制造业升级水平普遍不高,地域差异性大,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其次,财政科技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同时存在滞后性,长期而言其影响效果会逐渐减弱。另外发现财政科技投入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并且能通过数字经济发展间接促进制造业升级,即存在中介效应;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要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从财政科技投入、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只有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三者之间的相互冲击作用长期而言会逐渐减弱,最终收敛于0;财政科技投入和制造业升级来自自身的冲击作用较大,而数字经济发展来自财政科技投入的冲击作用较大。最后本文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优化制造业结构;促进财政科技投入与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制造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