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高管获得“天价薪酬”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并且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超额高薪现象也越来越多。高管超额薪酬是高管获得的实际薪酬超过按照市场经济因素决定的薪酬差额部分。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管理层的自利和公司内部监管的缺失是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最主要原因。超额薪酬现象不仅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危害。首先,由于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高管实际上是公司的控制人,其拥有的权力逐渐被放大,这时如果公司外部监管制度缺失,高管很可能控制公司的董事会,从而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薪酬制度,进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其次,当公司的薪酬制度有利于自己谋取私利时,高管的盈余管理、会计操纵行为就会更加猖獗;最后,超额薪酬会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极大的挑战了我国社会收入公平性理论,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为此,我国分别在2009年、2014年针对高管薪酬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但是,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超额薪酬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此,除薪酬管制政策以外的其他治理机制能否有效抑制高管超额薪酬,成为了重要的议题。由于高管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通过内部监管对其自利行为进行约束变得有些困难,这时就需要一种外部监督治理机制对高管的行为进行约束。在现行监管体系中,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处罚性监管”和以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监管”是我国监管机构的常用监管措施;以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监管主要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经营投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等内容息息相关。2013年,我国开始进行信息披露直通车改革,交易所发放的问询函数量也随之增加,并且与美国相比,其中的绝大多数问询函都是由交易所直接发出的,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为我们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研究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方式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随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以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处罚性监管,是我国监管方式的一大创新,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补充能否发挥应有公司治理功能,有效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自利行为呢?有鉴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9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了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相关数据,通过实证设计检验财务报告问询函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能够明显降低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且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对高管超额薪酬水平的抑制作用越强。第二,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若企业存在两职合一,则会加重企业高管攫取超额薪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在两职合一企业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市场化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或跟踪分析师较多时,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效果更显著。本文围绕主要研究结果反映出的问题,将从以下几点提出具体建议:针对企业的建议,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本文的政策建议,第一,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完善交易所问询函制度;第二,与处罚措施相连,提高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效力;第三,应优化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为问询函监管作用的发挥提供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