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陆侃如、游国恩、林之棠、张为骐、黄优仕等人创建爱智学会国学部，之后于1926年6月又创建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学团体——述学社。1924年6月6日，爱智学会国学部《国学月报》创刊，第一卷由《楚辞号》、《诗经号》和《陶渊明号》三个专号十二期构成。原属国学部的《国学月报》直接转为述学社社刊，且保持了其卷数和风格的连续性，述学社的活动也因此与国学部具有前后相接的性质。四五十年代陆侃如等当事人回忆当年及后来学者说及述学社时将述学社与国学部混而为一。1927年1月，述学社《国学月报》第二卷出版，作为述学社社刊，其中第八、九、十期合刊为《王静安先生专号》。1929年6月，他们把复刊后的《国学月报》更名《述学社月报》，第三卷仅见四期。他们将成员作品辑为“述学社丛书”，共收录七位成员的十六部著作。述学社是在“整理国故”运动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诸多国学社团之一，他们的治学方法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采用“集众的研究”，不仅“部分”的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合作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题，也共同收集资料和相互“攻错观摩”。他们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采用了“历史进化的文学观”，通过“重写文学史”打破道统的文学观念，并“重新发明新传统”，实现“思想革命”和“再建文明”的目的。述学社成员大多出自北大国文系，又与胡适关系密切，因此在研究旨趣上与国学门、“古史辨派”、“整理国故”运动声气相求。他们在研究态度上，反对信古；在研究方法上，以考证为主要手段。述学社的发展并非一番顺利，成员的学术成长之路也充满了艰辛。他们的著作往往因专业性较强而为出版社所不喜，以致出版频频受阻。他们受“考据学风”影响而轻视写作，这种理念在上海受到严峻挑战，以致在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的教学中与一些师生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起初也是沉浸于各种“主义”之中，在转向“整理国故”运动后又沉迷于方法之中，却忽视了胡适一再强调的“评判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即要“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最终在复古浪潮下，述学社同仁在《本报第三卷始刊词》宣布与“发扬国光”的“国学运动”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