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显现,环境问题由一个社会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复合型问题”,甚至上升到事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在我国日益频发,成为社会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回顾和梳理我国环境抗争的历史演进,从类型分析和后果评估两个方面入手,旨在展现我国环境抗争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对政府过程产生的后果或影响。首先,本研究阐述了我国环境抗争事件产生的宏观结构性背景。在此基础上,回溯了我国环境抗争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集体沉默与隐忍(1949-1972年)、环境抗争意识的萌芽(1972-1992年)、环境抗争的兴起(1992-2003年)、环境抗争的勃发(2003至今)。从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为环境抗争兴起和发展的提供了可能性,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日益增强的环保观念、权利意识成为环境抗争发展的驱动力。本文发现,虽然现阶段中国的环境抗争还处于“前社会运动的阶段”,但是其高度组织化的特征,颇具社会运动的形态。其次,本研究从类型学的视角采用定量数据分析我国环境抗争发展的脉络和基本状况。第一,从抗争议题、发展模式、行动方式、冲突双方的关系、抗争规模、抗争主体、抗争对象、抗争行动的空间分布、动员机制、抗争诉求、组织化程度、暴力化程度等方面综观了中国环境抗争的全貌。第二,从抗争行动者诉求进入政府过程的“深度”出发,归纳出四种环境抗争的后果模式：决策吸纳、行政妥协、利益调解、未进入政府过程。第三,利用SPSS统计软件的相关分析选项,从暴力化程度、抗争规模、组织化程度、精英或社会组织介入四个方面与环境抗争的四种后果模式进行相关分析。最后,本研究使用SPSS统计软件,采用顺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Ordinal Regression),以及深度案例比较研究,解释促成环境抗争不同后果模式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全国120起抗争事件的研究发现：组织化程度越高、抗争事件的规模越大、暴力化程度越低、精英或社会组织介入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对环境抗争诉求深度进入政府过程,从而影响到政府相关决策,提高环境抗争的实际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