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口译在国际社会中已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研究英语口译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建立英语口译专业，以应对社会对英语口译的需求。口译是一种交际活动，译员是桥梁，帮助说不同语言的人听懂彼此所说的话。在会议口译中，译员更是尤为重要，他/她不仅要建立与说话人的联系，还要建立与听话人的关系，其目的只有一个：将说话人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听话人。这就要求译员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尽要听懂说话人的话，还要将原语信息转换，传递给听话人。在会议中，韵文说话人的用语习惯不同，给译员带来的口译难度也不同。比如中国古代韵文在会议中的使用，被称为“诗人总理”的温家宝总理，在各种讲话场合或者记者招待会中都愿意引用古代韵文来表达他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而中国古代韵文，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广泛流传。中国古代韵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社会，韵文是最重要的文人间的交流形式之一，文人墨客通常都会用韵文来抒发情感，或是粗狂豪放，或是清幽婉约。韵文形式简捷，音律和谐，含义深刻。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语言进入白话文时代，韵文的语言形式也随之改变，白话文体的韵文对情感的抒发更加直接明了。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中西方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吸引着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国家开设中文课程，“中国热”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潮流。尤其是中国古代韵文，其独特的学术魅力更是成为西方文人争相研究翻译的对象。然而这些研究学习都只停留在笔译方面，国际社会中有大量的有关中国古代韵文的翻译研究资料，由于我国口译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古代韵文的口译方面更是少有。而口译工作具有时效性和即席性，译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信息的理解和传输，这相对于笔译就增加了难度，由于英汉双语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会给译员在口译过程中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尤其是在口译中古代韵文的翻译，对口译译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对中国古代韵文在口译当中的翻译的研究，对解决口译中古代韵文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作者致力于中国古代韵文在会议口译中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够填补口译中古代韵文翻译方面研究的空白，帮助译员有更好、更准确，更完整的表述出古韵文的意思和意境。通过阅读有关中国古代韵文口笔翻译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以2003年至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所引用的韵文为例，以释意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研究了中国古代韵文在会议口译的三个翻译原则：“理解”（Understanding）、“分析”(Analyzing)、“重新表达”（Re-expression）。“理解”不仅仅是去理解字的意思，也是去理解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这也是译员必须要译出的。“分析”是指一个译员对演讲内容进行的分析。“重新表达”是在“理解”和“分析”之后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译员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他/她是一个演讲者，必须要建立说话人与听话者之间的联系。作者也分析了释意理论的三个翻译层面：“词汇层面”（Lexical Level）、“句子层面”（Sentence level）和“篇章层面”(Discourse Level)。词汇层面就是字字对应的翻译，“只描述字的本义；信息不能被清晰地表达而且会缺乏对信息的理解”（Seleskovitch1978a:8）。句子层面是指句子的翻译，这是一种在没有上下文和交际环境中的一种口译。篇章层面是指结合语言知识和认知知识对篇章进行的翻译。根据释意理论，作者提出了三个翻译过程：“理解”（Comprehension）、“脱离元语言外壳”（Deverbalization）、“信息重组”（Reformulation）。在“理解”的过程中，译员首先必须听清源语，然后分析理解其源语的意义和篇章的语境。“脱离元语言外壳”是在源语理解和目的语重组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员必须马上忘记语言结构而记住说话人的意思和语境，这就产生了认知意义和情感意义。“信息重组”是通过用另一种语言符号组成一个新的句子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源语的语境能被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且易于听话者理解。结合中国古代韵文的特点，作者从语言学层面和非语言学层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古代韵文在会议口译中的七种口译策略。在语言学层面的口译策略包括“语意解释”和“句子重组”；而在非语言层面上的口译策略包括：“直译”、“整体对等”、“意译”、“语境口译”和“压缩”。根据释意理论，作者意识到在中国古代韵文在会议口译中也存在这一些制约因素。并将这些因素份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认知知识库（Cognitive Baggage）和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客观制约因素包括听话者、说话人以及其他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