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是制约着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瓶颈问题,许多改革措施在实践中难以推行到底,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对大学“统得过死”。国家应不应该管大学,管的限度在那里?这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本文主要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对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国家与大学的历史演化进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以此为参照系,对照分析了我国国家与大学关系改革中诸多难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以期对我国大学未来的发展以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供一条致思路径。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分析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了国家与大学关系的理论模式。这一推演过程按照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的方面进行:第一,知识生产过程内含着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知识的个体创造是学术自由的合法性来源,知识的社会效应则是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大学作为知识的中心,内蕴了知识生产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学术自由与国家控制之间的斗争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始终即是历史的论证。历史同时也证明,大学只有在维持这一矛盾斗争的张力平衡过程中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大学自治制度是大学“为自由精神所塑造”而自发形成的针对国家控制的“抗干扰机制”,在客观上起着大学内外矛盾“平衡器”的作用。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大学自治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而呈现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这些历史形态之间的承继关系恰恰反映了大学在调整知识生产矛盾性的过程中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努力。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大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使大学能够始终保持矛盾张力平衡的大学自治制度。第二章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分析了西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轨迹。以历史为纵线,本部分主要探讨了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西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演变历程;以逻辑为横线,从外部政治环境的演变,到国家对大学控制方式与制度的演变;再到大学组织制度的演变,以宏观、中观、微观层层推进的方式详细分析了国家与大学关系变化及其对大学组织带来的影响。这样,通过纵横交错的方式勾画了一幅西方国家与大学关系发展的历史图景。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我国国家与大学关系从古代、近代到现代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从中国学术史上看,国家控制与大学发展总是呈现负相关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工具价值的过度强调,使政权直接框定了知识演进的轨道,而无法为其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也是现代大学无法在古代中国自发形成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从西方“移植”了大学制度,但是蕴含在西方大学制度中的自由精神与由民族危机而强化的知识工具理性产生了冲突而最终没有在中国大学扎下根来。这一精神理念的“遗失”导致了中国大学曲折多难的命运,而今天我们在高校自主权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依然是这个问题的延续。因此,要解决当前改革中的难题,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思维范式,致力于大学内在精神的塑造以及体现这一精神的大学制度的建构。国家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涉高等教育改革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性研究明显不足。大多数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将大学独立于政府作为研究的前提直接用于政策的分析与评论,至于大学为什么要独立自治,国家为什么要控制大学这样的前提性问题缺乏必要的思考和研究。本文对国家与大学的本质关系从知识论的角度提供了系统解读,这也是本文以“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哲学分析”命名的原因。此外,本文还采用“理想形态”方法,构建了西方国家与大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对西方以及我国国家与大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以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国家和大学的关系问题是本文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