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支作为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对社会治安管控构成较大的潜在风险,国家对枪支应当实施最为严格的管控,这一理念在我国是有很强民意基础的。97刑法典前置持有型涉枪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对于以严打涉枪暴力犯罪为整治目标的“二次严打”斗争胜利具有积极意义。为了巩固严打斗争成果,结合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社会治安管控需要,2010年公安部调整了枪支鉴定标准,将原来的枪口比动能临界值调整为1.8J/cm~2。应当说,枪支鉴定标准的大幅度降低,受到了当时城市管理者的高度认可,但是,由于该《规定》发布后普及的不够,还有日常监管执法不力,造成所谓的“仿真枪”、“玩具枪”四处泛滥,误导了人们对于“枪支”易知标准的理解,诱发了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假枪真罪”案件。再加之,我们立法层面技术的缺失,使得具体司法者处于两难之间饱受非议,天津大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舆情发酵,将这一司法乱象推向了极致。为此,2018年3月两高联合下发《批复》明确要求,“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综合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考虑到涉案枪支材质、购买目的,以及行为人主观认知等因素”。《批复》从事实认识错误、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角度,对“假枪真罪”案件的处理提供了解决办法,但是,赵春华一案饱受诟病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对枪支认知是否有误,主要是在于其对特别许可之规定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公民对法律的不知乃至于误解均是国家不教之过,在这种情况下将其不利后果转嫁给公民个人,谓之“国家蛮不讲理”。违法性认识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法定犯到来的时代里,需要在国家威权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保障之间,构建一个不知法的风险合理分配机制,而我国由于受苏俄刑法理论的影响和自身犯罪论体系的制约,长期以来固守“不知法不免责”旧有理念,排斥违法性认识错误影响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导致在类似赵春华等法定犯的个案处理上,不仅伤害和侵犯了公民的尊严与自由,而且还会因为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而最终损害司法权威。不可否认,违法性认识理论的适用,我们始终面临着如何借鉴的理论难题,但这并不代表违法性认识与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之间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不能两全的关系,只要我们借鉴德日刑法方法论合理因素,对我国犯罪论体系中主观罪过再定义,就可以破解当前理论研究困境,使得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现有的犯罪论体系得到合理确立,具体方法:首先,区分罪过的事实性要素与规范性评价要素的性质;其次,区分罪过的事实要素与规范性评价要素的层次。事实性要素属于主观罪过成立的第一层次要素,规范性评价要素属于主观罪过成立的第二层次要素,在指控证明时事实性要素属于刑事诉讼必须争议的事实对象,规范性评价要素不一定成为刑事诉讼争议的事实对象,只有在行为人提出违法性认识错误抗辩时,才由控辩双方就行为人抗辩事由进行举证和辩论。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情形的处理,应当区分错误不可避免和错误可避免两种情形,对于错误不可避免的处理,排除犯罪;对于错误可避免的处理,应当综合考查可避免因素,给予其一定的酌减。两高《批复》对于缓解当前“假枪真罪”案件处理争议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正如我国部分学者、人大代表和具体实务工作者所评价,《批复》受困于多种因素,对于实践中“假枪真罪”案件审理需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涉案的枪形物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被告人有无非法涉枪的违法性认识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只是原则性提出要综合评判社会危害性交由司法实务去处理,而社会危害性缺乏规范维度和尺度,且在部分抽象危险犯中使用社会危害性标准来考察刑事责任大小,难免会有主观意志因素。因此,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假枪真罪”问题,《批复》只能说是个开始或者说仅是一个中期解决方案。合理确立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现实发展需要的违法性认识,弥补当前解决“假枪真罪”案件手段的不足,进而为类似缺乏规范评价要素认识的法定犯出罪问题提供参考,才是当前我们的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