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形态或科学技术都正在发生革新式的变化。在中国近代社会与设计之间不断发生互相作用的重大的事件里,在外来挑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回应之间,正是近代设计批评最闪耀的时刻。本文以1890年至1949年期间沪宁杭地区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结构研究、比较研究、行为研究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时期发行的博览会官方出版物、民间发行的期刊杂志、报纸及专著、博览会中展出的展品实物等原始资料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与研究;探讨了近代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与近代设计发展、文化传播、社会变迁、政治更迭、技术革新等各个维度的关系,揭示了设计批评的社会作用。首先,本文从批评主体、批评客体及传播媒介三个方面论述了近代设计批评生成的背景。具体包括:《奏定学堂章程》的施行推动了近代设计教育走向专业化、大众教育趋于普及化;科举制的废除产生了直接进入学堂学习设计及投入设计批评行业的知识分子;近代传统手工业的衰退、西方廉价机制品的输入、中国近代实业的兴起、中国近代博览会的举办促进了批评家对国货日用品的批评;近代报纸、期刊及专著等出版物对大众思维的引导、对流行设计的宣传及对潮流思想的推动等部分。其次,本文分析了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中设计批评文章的文体及插图对批评观点的塑造与影响。其中,博览会设计批评文章的散文体制主要采用议论与说明的语体对批评观点的精确化起到了辅助作用,但不利于阅读能力较低的读者阅读;小说体制多采用叙述与描写的语体,针对性较强,能使读者轻松阅读;比较少见的诗歌体制则带有夸张性、煽动性及戏剧性的特征。另外,插画形式作为批评论证的一部分,为读者展现了更立体的批评观点;摄影则为批评观点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与补充。再次,本文剖析了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中设计批评标准对批评观点的影响。具体从美学维度、价值维度、社会影响维度分析批评标准在各个博览会中的变化对批评观点的影响,并总结了三次博览会中设计批评的特性。美学维度的批评标准包括美观性与创造性:美观性标准在各个博览会期间经历了萌芽、初创及发展三个时期,从推崇繁复立体的自然主义图案发展为崇尚简洁的二维几何及抽象图案;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的创造性标准则以提倡现代、激进、创新的设计为主。价值维度的批评标准包括实用性与经济性:实用性批评标准经历了萌芽、初创及发展时期,从将功能与美观置于对立面进行批评发展为将功能与形式互相结合的批评,为产品的功能增添了更丰富的涵义。社会影响维度的批评标准包括文化性与可持续性:文化性从象征、民族及传承意义等角度出发,使传统的设计转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持续性则系统地综合了其他的批评标准,从生产与消费两个角度出发,推动了设计同时解决单个或多个问题,促进了产品更可持续使用的潜力。由此可见,南洋劝业会中的设计批评总体上处于聚焦美学维度的萌芽时期;中华国货展览会中的设计批评总体上处于从三个维度进行批评的初创时期;西湖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则处于将三个维度的批评标准互相融合后进行批评的发展时期,当时的展品也从仅做到实现片面的价值转向了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价值。综合三次博览会中设计批评的生成环境、批评文本对批评观点的塑造及批评标准的发展,本文归纳了近代博览会中设计批评对设计与社会的影响,即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对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形式及功能两方面的影响。另外,设计批评对社会的影响则包括对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及西湖博览会中设计批评的整个发展过程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设计批评家从将设计当作是一种工具或技术性质的活动,逐渐转向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整体的社会活动。最后,本文总结了整个研究过程之所得,主要包括四点。第一,中国近代博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近代设计批评的滥觞与发展。第二,中国近代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指引了近代设计的发展方向,使近代设计从关注美观及实用价值转向对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价值的关切。第三,中国近代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从社会的角度诊断设计产品中哪些部分是有害的、浪费的、无用的,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生活方式的方案,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第四,中国近代博览会中的设计批评对当代设计批评的教育及实践的发展具有启示的作用,近代博览会中设计批评的发展也提示了同样处在时代转折点（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启动）的当代的人们,现在亦正是设计批评发展的绝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