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西方一股重要的文艺思潮,“悲剧衰亡”论兴起于20世纪初,盛行于二战后至80年代末,90年代之后整体上渐趋回落。在其演变过程中,西方学术界围绕着“悲剧衰亡”问题展开了长期拉锯式的讨论,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等著名人物先后纷纷卷入其中,引发多次争鸣,至今仍未停止。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文艺问题,陈瘦竹、任生名等国内知名学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展了拓荒性的研究,成绩斐然。然而,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强调整体,很少深入剖析单个“悲剧衰亡”论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过于笼统；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研究之后约二十年间,国内关于“悲剧衰亡”问题的研究步入了沉寂状态,鲜有人问津,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是寥寥。殊不知,近些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围绕“悲剧衰亡”问题展开的讨论不仅没有过时与终结,反而较之先前,又衍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孵化出了新的学术热点,呈现了若干新的研究景象。鉴于国内关于“悲剧衰亡”问题研究的不足与滞后的现状,本论文摒弃既有的宏观研究视角,尝试从微观的个案入手,切入“悲剧衰亡”问题,力图系统深入地梳理与剖析“悲剧衰亡”论最具有代表性人物乔治·斯坦纳的主要观点。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不仅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悲剧衰亡”论者的理论立场和主要观点,澄清诸多讹误,而且还能通过系统考察斯坦纳“悲剧衰亡”理论的学术反响,将西方学术史上曾经围绕“悲剧衰亡”问题而展开的主要论争勾连起来,厘清其中的纠葛。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代宗师”,斯坦纳主要是在著名的《悲剧之死》中系统阐述其“悲剧衰亡”理论的。他认为,历史上真正产生悲剧的时代主要集中在古希腊时代、伊丽莎白时代和十七世纪的法国,其他的时代几乎很少有悲剧产生,甚至没有悲剧。在悲剧的历史上,十七世纪是一个“大分水岭”,在拉辛之后,悲剧先后经历了“近似悲剧”、“非悲剧”两个阶段的嬗变,最终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深究悲剧走向衰亡的原因,斯坦纳认为：戏剧的过度商业化,扼杀了悲剧；作为“历史新人”的中产阶级大量涌现,悲剧失去了理想的观众；小说的兴起将悲剧挤出了历史的轨道；由于深受卢梭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者崇尚卢梭式的乐观主义与自我迷恋,致使他们复兴悲剧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理性主义和世俗形而上学的胜利斩断了悲剧的根源；散文的扩张,促使韵文渐趋萎缩；十九世纪下半叶歌剧的潜在破坏,等等。尽管现代戏剧整体上危机四伏,悲剧已经式微,斯坦纳依然憧憬悲剧的现代复兴,然而在他看来,由于现代剧作家无法构建神话系统,再加上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影响,现代悲剧的重生不再具有可能性。斯坦纳的《悲剧之死》一直被认为集中了自尼采以来有关“悲剧衰亡”的基本论调,而且自1961年出版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引发了不同观点之间彼此碰撞与交锋,产生了积极的意义：第一,学者们在悲剧这个关键词的理解上越来越深入。一方面,学术界逐渐摆脱了本质主义思维藩篱的束缚,倾向于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或本雅明“星丛”概念的意义上来理解悲剧,不再刻意追求悲剧的精确定义和本质。另一方面,学术界在悲剧一词外延的认识上也取得了共识。悲剧不再仅仅指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悲剧,悲剧的载体也不再是单一的了,小说已经成为悲剧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悲剧不仅可以指涉一组文学作品,而且也可以指涉某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精神了。第二,学术界在现代悲剧的主题特征和精神内涵上做了集中的探讨,如威廉斯通过对现代悲剧文学的解读,认为其共同主题是“围绕与死亡、极度的苦难和裂变有关的问题”；伊格尔顿则在悲剧观念的层面上,将现代悲剧理解为一种“成熟哲学”、一种现代主义。通过这些探讨,学术界初步回答了现代悲剧的可能性问题。第三,在对斯坦纳等人观点的认识上学术界越来越客观、公允。正如克鲁契一样,斯坦纳的观点最初也曾被许多学者在单一维度上加以批判。随着论争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斯坦纳并非在单一的维度上谈论“悲剧衰亡”,他将悲剧与启蒙理性对立起来,实际上隐含着浓郁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在这些质疑、争鸣的过程中,斯坦纳先后与威廉斯、伊格尔顿之间的分歧论争最为引入注目,也最为重要,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论文阐述的重点。斯坦纳推出《悲剧之死》后,雷蒙·威廉斯迅速提出了质疑意见,先后在英国《卫报》上撰写了书评,在著名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悲剧的一个对话》,整理出版了《现代悲剧》。概括地说,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如何理解悲剧?偶然事件是否具有悲剧意义?现代悲剧的有无?尽管威廉斯以严肃而非正统的方式,极其出色地分析了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威廉斯在有力质疑斯坦纳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第一,如果说,斯坦纳严格地区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将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排斥在悲剧的范围之外,那么,威廉斯则强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一般性范畴的意义上谈论悲剧,将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纳入悲剧范围之内,这样做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虽然威廉斯在《关于一个悲剧的对话》中也承认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他从直接感性经验出发,将悲剧理解为对无序状态的一种直接反应,似乎模糊了二者的界限。第二,如果说,斯坦纳对于悲剧的理解过于偏狭,那么威廉斯对于悲剧的理解则过于宽泛、偏激。第三,威廉斯固然对斯坦纳的“悲剧衰亡”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过程中,他对于斯坦纳在论述“悲剧衰亡”过程中所暗含的其他的一些思想维度关注程度显然不够,甚至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成分。世纪之交以来,作为20世纪60年代斯坦纳与威廉斯之间的争论在当代的延续与深入,斯坦纳与伊格尔顿之间围绕着“悲剧衰亡”问题也进行了激烈争鸣,在悲剧与基督教、悲剧与马克思主义、悲剧与小说、悲剧与现代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二者分歧颇大。两位大师之间的争执交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凯斯琳·M·金沙、乔舒亚·福亚·戴斯塔、格雷汉姆·沃德、肯尼斯·苏林等都先后介入其中,推波助澜,使得他们之间的论争有升级与扩大的趋势。由于伊格尔顿主要是从“悲剧的观念”层面介入“悲剧衰亡”问题的论争,质疑“斯坦纳主义的最纯粹本质”(伊格尔顿语),受其影响,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兴奋点过于倚重观念层面上的悲剧,反而忽略了悲剧文学,既没有在先前的基础上对悲剧文学的载体形式、未来前景等问题做比较集中而深入地考察,也没有在雷蒙·威廉斯等人的启发之下进一步探讨悲剧观念与悲剧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的论争过程中,需要论者们在众声喧哗之中冷静下来,并给予认真地反思。论文认为,尽管斯坦纳的“悲剧衰亡”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是,倘若要客观公正地考量它,不应将其孤立起来理解,而是要将其与斯坦纳一贯倚重对“后语言”时代的文化批判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分析发现,斯坦纳较多在尼采的意义上阐述悲剧的死亡问题,实际上一定程度地隐含了他本人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反思。这也就是说,斯坦纳强调“悲剧衰亡”,就其内在动机来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含蓄地将悲剧作为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他否定现代悲剧的可能性,实际是变相地否定现代悲剧得以存在的现代文化。这一潜在的思想维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评论者们的重视与认可。鉴于斯坦纳“悲剧衰亡”论调的典型性及其争议性,论文认为：任何从单一纯粹文学的角度附和、追随或者审视、质疑斯坦纳的“悲剧衰亡”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误解与简单化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