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的交流越发频繁,出口贸易为经济的腾飞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同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随着环境污染状况的每况愈下,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也日渐明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保护环境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一。各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陆续出台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政策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会怎样影响经济成为了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其中环境保护与出口贸易的问题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也在不断的努力中,为了守住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在201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出现新兴词汇“生态红线”。之后的几年里,国家环保部为了守住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通过出台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指南和文件,并建立划线培训班等活动助力各省划定适合自己省域内的红线范围。目前,全国31个省份划定进程不一,有北京等17个省份在政策的划定期阶段,有江苏等11个省在政策的实施期阶段,另外还有广东等三省在立法阶段。本文以2012年开始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作为自然实验的分析对象。首先,本文对我国环境规制与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概述;之后,对环境规制政策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选取2011年到2017年的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借助双重差分分析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出口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出口变量的测度指标和滞后期效应三个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从企业所有制、责任主体和地区差异三个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异质性,以及研发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机制作用。经过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环境规制政策与我国上市公司出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本文主要论证的假设成立,即红线环境政策并不是抑制了企业出口增长而是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环境规制的实施政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竞争力,反而促进了企业进行创新从而弥补了成本。(2)为了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正确性,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出口的测度指标和滞后期效应等三种稳健性检验。选取的三种检验方法得出的实证结果都反应了本文主要研究的稳健性,即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出口。(3)“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确实存在企业所有制、责任主体和地区的异质性。首先,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政策对出口的影响中没有起到显著作用,但是环境规制政策与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是显著的。其次,就法律责任主体的分类,只有民事责任主体能积极影响作用于环境政策与出口贸易。最后研究地区差异的异质性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出口的积极影响主要存在于我国东部地区。(4)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的机制检验,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政策对出口的正向显著作用在研发密集度高的分组中更明显,而研发密集度低的分组中的作用不明显。这说明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出口的跨越发展,影响出口的增长,这有利于出口发展模式的转型,实证检验了“波特效应”在中国可以成立。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相关建议。政府层面:完善环境规制手段,加强环境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加大处罚力度;积极推行国际环境与技术标准,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争取主动权;激励企业创新并采取扶持补贴措施。企业层面:树立贸易环保理念,提升产品绿色实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加大科技研发水平,实现清洁环保生产。